100年前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谁宋庆龄为什么要救他

历史变迁，很多的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更替而变得模糊或消失。中共一大从召开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也曾经有过很多被遗忘的历史。

“南陈北李”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一大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献为什么在美国发现？一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闯入一大会议的人是谁？为什么宋庆龄要救他？等等，诸如以上疑点有很多。幸运的是，在后人们不断地探寻追溯中，曾经的谜团，渐渐地被解开。

李大钊

沈之瑜是个老上海人，对上海地形比较熟悉，刚接到这个任务时，感觉问题不大。当他听说只有“在法租界”这一个线索时，他感觉有点蒙圈。上海的法租界很大，仅凭这一个线索这不是大海捞针。

上级领导知道他的困难，就给他介绍了两个人：周佛海的儿子和妻子。周佛海何许人？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后声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汪伪政府任职。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政府以汉奸罪处死。

毛泽东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因与丈夫政见相同，后被判刑关押。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却与父亲背道而驰。他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上海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公安局任副科长职务。

在周佛海的妻子和儿子的帮助下，沈之瑜等人几经周折，目标锁定了望志路106、108号，后改为兴业路76、78号。后经过多方论证确定望志路106号，为中共一大会议旧址。

此地址原为早期共产党人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房子，李书城最早是孙中山总统府的顾问、国务院参议。开中共一大会议的时候，正好李书城外出不在家，李汉俊就做主将李公馆作为一大会议地点。李书城妻子薛文淑因丈夫曾嘱咐她，不要干涉李汉俊的的事，所以对于开会事宜也就不加过问。

李汉俊

一大地址找到后，上海市政府先是从房东那里将会议遗址租了下来，一年后又将房子买了下来，并将周围住户进行了动迁，恢复了原会议场所的摆放。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叶飞，听说后，专程赶到上海，参观一大会议旧址，他成为第一个参观一大会议旧址的人。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5人，其中两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遗憾的是中国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并没有参加第一次党代会。

陈独秀

会议开了一周，到了7月30日晚上，与会人员正在召开六次会议时，突然闯入一个人，自称“找人走错了地方”，随后就匆匆地离去。对于他的到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十分的敏感，他对这个不速之客产生的怀疑。在他的坚持下，与会人员全部撤离李公馆。

最后留下的就是李汉俊和李公博。因为是李汉俊的家，所以他没必要躲避。而李公博则是在会议期间，与张国焘意见不和，想留下来与李汉俊做深入的交流。对于那个不速之客，李公博倒是感觉不以为是。可时间不长，巡警就到了李公馆进行搜查，结果扑了个空。

马林

为了安全期间，在李达夫人的建议下，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个船上，完成了一大闭幕会议。这次闭幕会议，共产国际的马林和 没有参加。李汉俊和李公博也缺席了会议，一种说法是没有及时通知到，另一种说法是李公博带着新婚妻子不方便参加最后的会议。

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

很有意思的是，参加过一大会议的代表，对于这个突然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感觉和描述都不一样：

李达说：“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陌生人”

陈公博说：“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突然有一个人”

董必武说：“有人闯进会场”

包惠僧说：“穿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说：“一个獐头鼠目穿长衫的人”。

董必武

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闯入会场？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直到上世纪 年代，这个谜底才被人们揭开。此人名叫程子卿，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后政治组改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1882年程子卿出生于江苏丹徒，也就是现今的镇江市。读过私塾，当过学徒，18岁独闯上海滩。在码头做搬运工时，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并与其拜了把兄弟。做了帮会的第三把交椅，人称黄金荣为“黄老大”，丁顺华为“丁老二”，程子卿为“程老三”。

为了扩大帮会势力，在大佬黄金荣的推荐下，程子卿进入了法租界巡捕房当了一名警士。虽说程子卿不懂法语，但他的一副好身板就是他的资本。由于他与黄金荣的关系密切，继而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也都有来往。蒋介石在上海招待帮派头目时，程子卿都在场作陪。

程子卿

一次，蒋介石的卫队与法租界巡警产生了纠纷，巡警将卫队的人与车物资等都给扣了。在程子卿的斡旋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为此，国民政府还给他颁发了一个“青天白日”三等勋章。

程子卿在巡警过程中发现李公馆可疑，便进去一看究竟。多年后，他对同事提起此事时，他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召集会议，并不知道这是中共在召开一大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已经预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到了1954年他被捕入狱，有记录显示，陈独秀的两次入狱，都与程子卿有关。他在狱中自感难逃罪责，就求助宋庆龄。后来在宋庆龄的协调下，他才免受监狱之灾。

宋庆龄

原来，孙中山、宋庆龄早期就在法租界住，恰好程子卿是负责他们周边安全。程子卿也很会见风使舵，他感到孙中山夫妇都是贵人，所以就特别的关照。孙中山去世后，他对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多加保护。

他曾暗示宋庆龄：要邓演达“出入小心”。可邓演达并没有把宋庆龄的警示当回事，不久，邓演达被捕入狱，后被杀害，年仅36岁。国民党特务为达到监视宋庆龄的目的，使计谋想在宋庆龄身边安插“眼线”。程子卿及时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宋庆龄，让特务计谋落空，为此宋庆龄十分感激。

上世纪30年代，中共革命党人被敌人逮捕关押居多，其中就有陈赓、廖承志、牛兰夫妇等人。宋庆龄曾为了营救这些政治犯，到处奔走，与蔡元培等人发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程子卿就是宋庆龄利用的关系之一，程子卿也按宋庆龄的要求，放过共产党人。为此，他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排挤。

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

正是由于程子卿还曾做过一些好事，所以宋庆龄才肯帮助他。他获得释放后，靠房屋出租收入在家颐养天年，1961年79岁的程子卿在上海建国中路家中病逝，终年79岁。

一大会议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具与会人员回忆，一大曾通过了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那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在哪？当时条件有限，这些都是手抄稿，并没有发表，这些手稿又在哪里？沧海横流，何处寻找？

陈公博

峰回路转，1960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有个名叫韦慕庭的人，他是美国人，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他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有人告诉韦慕庭，在整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资料时，发现了一篇该校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是英文打印的，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间是1924年。韦慕庭知道后也是十分疑惑，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论文呢？

韦慕庭带着着疑问，渴望地想看到这篇论文。当他真正看到这篇论文后，又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论文名字与“陈公博”同音，但此人是中国著名的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抗战胜利后，他被从日本引渡回国，最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就这么一个人怎么能写出关于共产主义的论文？他的论文怎么会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出现？

哥伦比亚图书馆

在哥伦比亚的档案里，韦慕庭通过学生注册登记，查到了李公博的名字，原来李公博在1924年，也就是一大后，就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韦慕庭从李公博的论文中的附录里发现，一共六个附录，收录了从一大到三大的重要中共文献。

为了证实论文的真实性，韦慕庭开始对李公博本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通过李公博的作品《寒风集》中，韦慕庭证实了：李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他将一大文献交给陈独秀的。在这过程中，李公博手抄了一大文献，并带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他论文的附录。

韦慕庭一系列的考证，掌握了很多关于中共的相关信息，他以论文形式曝光了这一内容。可当时中美没有建交，他的文章，中方并没有看到。中方是通过苏联找到了一大的文献资料。

复原后的李公馆

因为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共产国际代表，建国后中共开始寻找一大文献，就求助前苏联。1956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出访苏联时，要求苏方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历史档案交还中方。经过多方交涉，苏方将几箱文件材料交付给了中方，其中就有俄文版的一大文献。

从时间上推算，美国发现一大文献英文版在先，俄文版在后。可中方先看到的是俄文版，后看到的是英文版。两个版本经过中方翻译，后经董必武的核实，基本属实。但一大还有许多谜团至今都是一个谜。

中文版的一大文献是何时丢失的？又有何内幕？两个版本的一大文献中第一个纲领中，都缺少第十一项，什么原因？无从知晓，还有就是一大召开的具体的时间究竟是那一天？南湖会议又是那一天？出席会议的人数到底是十二位还是十三位？如果是十三位，那十二个名单外的那个人又是谁？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密也就越困难，也许有些谜团终将成为不解之谜。

100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顾历史时，无不感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如果没有一大共产党的诞生，很难想象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还要继续多长时间，灾难中的人民还要遭多少罪。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不仅仅局限在口号上，更应该从内心去体会，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