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起义后密谋叛乱董其武求情主席批示不要杀

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堂堂一个军长，到底犯了什么错？

刘万春是傅作义的部下，第111军（辖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军长兼第9兵团副司令官。

1949年9月19日，刘万春在绥远归绥率部起义，所部被改编为我军第36军。

既然如此，刘万春为什么还会被捕，是不是他起义前作恶太多了？应该不是。

众所周知，我军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旦弃暗投明就既往不咎。

比如有个叫白金辉的土匪，1947年在赤峰附近枪杀了我军4名师级干部，后来因为投奔了傅作义，在1949年起义而没有被问责，而且还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团长。

可见，刘万春不是因为之前做过什么被捕，一定是在起义后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才身陷囹圄。

那么，刘万春已经弃暗投明，而且还身居高位，为什么还要做坏事自毁前程？这要从他与蒋氏之间的关系说起。

刘万春，回族人，1898年出生在河北交河，青年时期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保定军校比黄埔军校还老，那里走出很多名将，他们大都成为民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蒋氏八大金刚中的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陈继承，出自保定军校；国军名将白崇禧、罗卓英、薛岳、刘文辉、白崇禧也是保定军校走出来的；中共名将邓演达、叶挺、董振堂也来自那所学校。

他1923年从军后升职很快，短短四年就担任了蒋军独立第8师1团团长。

要知道叶挺从士兵到团长，还用了7年的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当团长的时候，刘万春没有什么背景，跟蒋氏并不认识。

直到1927年，刘万春才进入蒋氏的视线。当年一月，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氏在武汉视察完部队后，临时起意，前往湖北西阳北伐军视察，刘万春当时就驻扎在那里。

1月10日这天，蒋氏在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的陪同下，到独立第8师视察。

他提前接到电话，安排自己的王牌团一团在训练场操练，好给上峰一个最佳印象。

一团的团长，正是刘万春。

当时，刘万春正带领着部下进行操练，对蒋氏的到来视而不见。

师长以为他没有听见，故意咳嗽两声，那意思是让团长赶紧向总司令汇报，但是刘万春没有反应。

师长生气了：“刘团长，总司令来了！”

刘万春头也不回地说：“我正在指挥‘作战’，不能中断！”

师长气得脸色大变，蒋氏却摆手示意他不要发作。

蒋氏对这个年轻的团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欣赏他的作风，饶有兴致地看着部队操练。

操练结束后，刘万春这才转身来到蒋氏面前，来了个立正报告。

蒋氏点点头，微笑着对刘万春说：“年轻人，你治军有方，很像周亚夫，好好干，前途无量。”

周亚夫是西汉将领，以治军严明闻名，有一天汉文帝到军营视察，周亚夫没有跪拜，说是军装在身，皇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欣赏。

刘万春上过学，自然知道这段典故，听后大受鼓舞。

1931年7月，刘万春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上校高参。

众所周知，山西是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刘万春到山西去是代表蒋氏去的，跟钦差的性质也差不多，足见蒋氏对他的信任。

可是他在山西还没有站稳，调令就下来了；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点名让刘万春到自己的麾下当上校参谋。

刘万春之所以被重用，不光是蒋氏的信任，还有一层关系：顾祝同是保定六期生，刘万春是九期生，是顾的学弟。

有了这两层关系，刘万春就有了用武之地。

1933年，蒋氏决定在江西成立被称为第二黄埔军校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对蒋军中低级将领进行培训。

深受蒋氏和陈诚信任的刘万春，同样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少将科长。

在开学典礼后，蒋氏还专门接见了刘万春，问他的妻子在哪。

当蒋氏得知刘万春的妻子还在山西的时候，不满地对陈诚说：“你这个上司怎么当的，怎么能让人家夫妻当牛郎织女呢？”

不能不说，蒋氏笼络人的手段非常高明，一句话就把刘万春感动得热泪盈眶。

从此之后，刘万春对蒋氏更加忠心，升迁速度也大大加快。

1939年3月，刘万春调任绥远，担任了第2游击区少将司令。

从此，刘万春真正走上战场，锋芒毕露；他不但多次打败日军，还让我军吃过苦头。

1947年4月上旬，刘万春率领一千守军在右玉顶住了我晋绥军区独三旅5000余人一天的进攻，此战最后以我军撤走而告终。

因为绥远是傅作义的地盘，从此刘万春的命运就和傅作义联系在一起。

1946年3月，傅作义担任了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刘万春的职务是中将副司令。

这时候蒋氏已经发动了内战，铁了心要跟共产党一决雌雄，刘万春作为蒋氏的忠实干将，也身不由己上了战场。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刘万春曾经上司傅作义率领20万大军接受改编。

傅作义

傅作义的起义对刘万春的震动很大，他的心情非常矛盾：像傅作义这样大的官都投降了，自己还苦撑什么？

其实当解放战争爆发的时候，刘万春就想不通，心情很苦闷，他曾经对陈诚抱怨说，中国饱经战乱，从清朝灭亡后几乎没有中断过，抗战也从1931年开始打了15年，百姓饱经战乱之苦。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盼来重建家园，战争又爆发了，百姓又该受苦了。

陈诚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切听委座的。”

刘万春听了默然，只能服从，别无选择。

但是当傅作义起义之后，有一个人心里毛了，他就是时任蒋军绥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董其武。

董其武和傅作义一样都是山西人，29岁起就成为傅的部下，把比自己大4岁的傅作义当大哥，对其忠心耿耿。

老上级都起义了，自己还等什么？董其武随在1941年2月就飞往北平，对傅作义表示：“大哥咋办我咋办！”

但是直到8月起义还没有促成，这是何故？

当时绥远一共有6万多军队，军队将领意见不一，有的坚决主张起义，有的在犹豫不决，有的反对起义。

各种力量在激烈较量，所以直到9月中旬起义才完成。

那么到底是谁不同意起义？

一是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二是副司令111军军长刘万春。

绥远当时一共5个师（还有6个骑兵旅），119军就下辖3个师，他指挥的兵力就占了绥远总兵力的差不多一半，他们的态度举足轻重。

孙兰峰是因为多次跟我军作战，对共产党不信任，害怕秋后算账；而刘万春是因为他心中忠君思想严重，觉得士为知己者死，他把蒋氏看作自己的知己者，拉不下面子。

刘万春当时不但阻挠起义，还默许手下，砸了进步报纸《奋斗日报》报社。

7月17日，事态进一步发展，258师部队军官竟然袭击了傅作义起义联络处，造成人员伤亡。

形势万分危急，傅作义不得不亲自出马。

蒋氏也不甘心，派时任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到了绥远。

徐永昌曾经主政绥远，在当地影响很大。

但是蒋军已经大势已去，物资短缺，他手里也没有什么筹码，不能让将士动心。

而傅作义带来了一火车的食品、棉衣和银圆，士兵们一见眉开眼笑。

因此，徐永昌的到来并没有能阻止起义一步步进行下去。

蒋氏恼羞成怒，给绥远的保密局特务头子赵恩武发去电文，要他就地刺杀傅作义。

但是傅作义早就料到，从北平带去了大量警卫部队，特务们根本没有机会近身。

随后，徐永昌拿出蒋氏的亲笔信，交给刘万春，希望刘万春把部队拉走。

但是刘万春愁眉不展，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掌控军队了。

9月17日，徐永昌黯然离开包头，临走时刘万春表示自己“忠于委座”，身在曹营心在汉。

次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

在董其武签下名字后，刘万春事出无奈，第二个写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他是写到了第三个位置上的，第二个位置是留给了绥远的二号人物孙兰峰。

当时孙兰峰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董其武签完字后，专门在第二个位置放了一个茶杯。

19日凌晨，经过劝说的孙兰峰才最终签下自己的名字。

1950年1月，刘万春的第111军改编为我36军，他还是军长。

按说这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刘万春已经是我军的一员，组织上对他充分信任，他完全可以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比如董其武将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1955年还被授予上将。

即使是当过土匪，参加过红军后来叛变过，还投靠过日军的蒋军骑兵第十一旅旅长陈秉义，最后也得以善终。

可是刘万春鬼迷心窍，不走阳关道，偏走独木桥，难忘蒋氏。

在他的安排下，蒋军保密局绥远站站长赵思武以绥远省骑兵整编第12旅副旅长职务潜伏下来，而且还带着电台，秘密与台岛联系。

其中鄂友三的骑2团在团长毕宝熙带领下叛变，我方派到该部的团政委彭志超等14人

被害。

正因如此，我军下决心对刘、鄂、张等采取措施。

1950年11月，刘万春等人到北京开会，被当场逮捕。

董其武

董其武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他知道刘万春等人被捕是咎由自取，但他又斗胆为几人求情——“念在他们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宽大处理吧！”

在蒋军将领中，董其武口碑很好，蒋军军官流行娶姨太太，他却只有一个老婆，而且不逛妓院。

都说“慈不掌兵”，但是他却心怀慈悲，总是为部下着想。

1945年2月，董其武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他到那一看就活了，将官们不是去学习，而是去享受了。

董其武

他随即打算到前线去，告诉蒋氏说：“茶虽香浓，但我喝不下去。在那里我透不过气，满脑子都是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我要回到吃土豆睡土炕的弟兄们中间去。”。

在绥远起义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而是为自己曾经的弟兄们考虑。

他对傅作义和我方代表说：“我早已把绥远部队当成自己的兄弟，希望你们一定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他们进行基本的生活安置，绥远本就不发达，不解决6万多人的生计难以解决，希望妥善考虑，能不能不杀。”

在他的力争下，组织决定用“绥远方式”安排起义官兵，即保留原来的编制，暂时不进行改编。

主席得知董其武的请求后，当即表示：“不要杀，可留下他们的性命。”

主席在阅读二十四史的时候，曾经在书上写下了“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的批语，这符合他一贯的思路。

刘万春不属于战俘，是起义人员，主席对他的处理显示出了灵活性，体现出包容。

1957年3月，刘万春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看押，直到1973年又将刘万春转押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特赦最后一批战犯，刘万春因离开战犯管理所，所以错过此次机会，直到1976年才最终获自由。

晚年的刘万春在北京定居，担任委员后，每个月都有固定工资，生活还算安宁。

在此期间，刘万春还写了《我的戎马生涯》这本回忆录，回忆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

他深有感触地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选择的道路负责，我虽然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是我庆幸当年起义的选择。我的事情如果换了是蒋军，毫无疑问会被杀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主席……”

1993年，刘万春在京因病去世，终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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