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中国民族英雄人物及革命事迹(10个中国民族英雄人物及革命事迹)

今天是党的第一百零一个生日。在101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全国各地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共选派13名代表，他们代表全国58名党员云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转移到嘉兴的一个游船上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

那么，参会的13名代表分别是谁？

他们是：

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一说包惠僧从广州来，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旅日小组：周佛海；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

这13个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生于1876年，年龄最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

这些人可谓当时的青年精英，那么谁走到了最后？他们每个人的结局如何呢？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毛主席的革命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经历“四起四落”：

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这次会议他因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上，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27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却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党内职务。这一决定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1929年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作为共产党员,毛泽东往往作为正确的一方，却无法被人理解，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每次都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表示“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就回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的格局和胸怀。

董必武：一大后，董必武回到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带动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董必武的家乡黄安后来走出了20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毛主席身边，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两名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参会者，一大召开那年，他已44岁。一大后，他与毛泽东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陈赓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秘密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他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因年龄原因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在转移过程中被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终年58岁。

邓恩铭：一大之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回国后，他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他于1922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底，由于叛徒告密，他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1岁。

陈潭秋：1923年2月，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江岸地区工人大罢工。后赴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抗联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后赴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于1939年5月回国，并担任中共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终年47岁。陈潭秋牺牲后，因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汉俊：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他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等学校任教，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但仍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但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并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他被桂系军阀作为“赤色分子”杀害，终年37岁。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达：一大召开时，李达负责组织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他主持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革命丛书。1923年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因而离开党组织，此后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8年11月9日，毛泽东曾给李达写信，“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他于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

王尽美：一大结束后，王尽美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1922年他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1月，他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共四大。同年2月，他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19日，因长期积劳成疾，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病逝世。

刘仁静：刘仁静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他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而被开除出党。抗战胜利后，他认为中国有和平发展的机会，反对进行解放战争，担任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的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0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曾任国务院参事，并成为最后一位去世的一大代表。1987年8月，他在北京过马路时被一辆行驶很快的公交车撞上，不治身亡，终年85岁。

包惠僧：包惠僧由陈独秀指定出席党的一大。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他曾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党，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安排下，包惠僧任国务院参事，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陈公博：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会场遭密探骚扰，惊魂未定的陈公博立即“逃会”。他于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赴美国留学，后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政权要职。1944年11月起，他作为汪精卫的继任者，就任伪行政院院长、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逃往日本却仍被押解回国，于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被处决，时年56岁。

周佛海：周佛海是唯一从境外回国的一大代表。27年11月初，他返回日本改入京都大学，之后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9月，他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并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1938年12月15日，他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为汪精卫的投敌立下“头功”，却仍与蒋介石暗通款曲。后蒋迫于全国舆论压力，于1946年3月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并判处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张国焘：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不久，他加入“军统”，但并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前，他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49年，他转居香港。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1979年，他病故于加拿大一养老院。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明大会的方针，并简要地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

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代表纳粹德国签署投降书的三名将军，最后都有着怎样的结局？

代表纳粹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可不止三位将军。当年，战败后的德国，犹如苏美英法刀俎下的鱼肉，让干啥就得干啥，被摁住接连两天，在东西线投降了两回。

（1945年5月7日，位于法国的约德尔上将版的投降仪式）1945年5月8日，位于德国柏林的凯特尔元帅版的投降仪式。注意他手边那个神气的权杖，本是想拿来“摆谱”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1945年5月，希特勒自杀前指定的接班人，新任元首邓尼茨，正头疼于怎么收拾德国的烂摊子。东线的苏德战争过于惨烈，加上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东部后实行了十分恐怖的报复。各种考虑之后，邓尼茨决心尝试同盟军尽快媾和，而盟军这边为了抢占先机，也是相同的考虑，结果就有了匆忙而简单的5.7投降仪式。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派出约德尔上将为代表，在法国东北部小城兰斯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中，向西方盟国，同时也向苏联最高统帅部“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代表盟军签字的是史密斯将军，代表法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弗朗索兹.赛维兹将军；而相对于“重量级”的盟军代表，苏联方面代表却是临时抓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斯洛帕罗夫少将（下图，左一）。这位苏军少将上报情况后，还没等到莫斯科党中央的回复，投降仪式就开始了，只得硬着头皮先坐那儿。整个投降仪式进行的很顺利，气氛也是可以的，盟军并未怎么刁难德国人。

这边，德国正暗自长吁一口气，心想，要是在苏联控制区进行投降仪式，苏军一定会往死里面羞辱和折腾他们的，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德国的第一份投降书，上面有苏联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代表苏联的签字。不知道这位苏斯洛帕罗夫少将最终结局如何，没等到党中央指示就坐上去了，估计非常凶险）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联这边哪儿会这么好了断的，费大劲最终成了“配角”，莫斯科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斯大林得知情况后，怒了。莫斯科方面抗议，绝不承认这次投降仪式，同时拒绝了丘吉尔和杜鲁门一致在5月8日正式宣布战胜德国的建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苏德战线上消灭了敌人73%的有生力量，柏林也是苏军攻克的，苏联贡献这么大，付出了巨大牺牲，必须由苏联代表主持，在自己控制的柏林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此外，代表苏军的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苏联红军少将，规格也明显不够。因此，莫斯科强调，5月7日进行的只是投降书的草签和“预演”，投降书内容必须改，法国这次的投降仪式不算数。

盟军这边深知苏联不是好惹的，同时也觉得自己搞的那个“闪电投降仪式”的确有些不太仗义。于是，鉴于莫斯科方面对投降仪式的高度敏感，美英法跟苏联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在柏林再隆重进行一次由苏联主持的投降仪式。

结果，第二天，1945年的5月8日，刚刚签署过投降协议，经受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不得不再次派出高级代表，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宫进行了第二次投降仪式。这一次，苏联方面的受降官是朱可夫元帅，他也同时主持了受降仪式；那边美英法等盟国也很隆重的派出了高级别军官参加仪式。

此次德国代表规格也升级了，是拿着权杖的约翰·古斯塔夫·凯特尔元帅、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头一天的海军代表也是他）和汉斯-尤根·史托普空军上将。

正如德军所料，苏联人果然找准一切机会，往死里面羞辱德国人。

首先，苏军在机场就让德军尴尬了一番。5月8日上午11时，苏联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美、英、法、代表前来柏林参加德军投降仪式。德军的代表却一直不被允许下飞机，直到仪仗队完成全套的欢迎仪式。

朱可夫更是代表苏联在德国投降书上第一个签字。条文的顺序也改了，都是苏军在前，盟军在后。比如，投降书第1条规定，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此时的凯特尔仍摆出一副虽败犹荣的姿态，衣着讲究，高傲举着元帅杖入场，以表示跟在座各位打招呼，结果换来一片白眼和冷场。

在准备签字的时候，凯尔特打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的副官，将文件拿到他的面前，还想再摆个谱。

这时候，朱可夫从椅子上猛的，轻蔑的大声喊道：”要他们过来，到我面前签字。”

此情此景下，凯特尔只能默默的走到朱可夫的桌前，把元帅仗放到一边，摘下一只手套，非常囧的签了投降书。

咱们先看看凯特尔元帅的结局。

他老人家还真是跟“投降”活动很有渊源。早在1940年6月，在同战败的法国谈判中，凯特尔任德国代表团团长，迫使法国代表接受屈辱的贡比涅停战协定的条件。之后，凯特尔靠这个顺利晋升为元帅，其实，这几乎是他二战中唯一一次拿得出手的功绩。

（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光临法国投降协议签署地贡比涅森林准备让法国签署投降书的火车车厢——一战战败的德国就是在这节车厢里向协约国递交的投降书。戈林、凯特尔、赫斯等人簇拥着希特勒，这也是凯特尔的仕途中的巅峰时刻）

结果呢，风水轮流转。还不到5年的光景，他老人家竟成了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代表。

签署投降书不久，凯特尔被逮捕。最终，作为主要的战犯，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到审讯并于1946年10月执行了绞刑。很明显，凯特尔元帅虽然是国防军高级将领，但也是妥妥的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大量证据表明，凯特尔曾在波兰配合盖世太保犯下了反人类罪，迫害和屠杀了大批无辜平民和犹太人。

当然，在审判中，凯特尔也在极力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只是命令的执行者。不过，凯特尔虽然不承认自己的反人类罪，但至死都没有否认过自己对纳粹和希特勒的效忠。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凯特尔在狱中撰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还洋溢着对希特勒的一片忠心。

再讲讲柏林投降仪式上的第二位代表，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下图右一，大黑眼圈，谢顶的这位）。他也是前一天法国版投降仪式的海军代表，连夜从法国赶回柏林再次投降，两轮投降，两番羞辱，难怪黑眼圈。弗雷德堡是邓尼茨的副帅，德国“狼群”战术的主要策划者。虽然有个犹太人祖母，但被希特勒特批了“雅利安血统”，也是纳粹政权及其理念的狂热支持者。

在签署投降书不久，弗雷德堡被作为战犯宣布逮捕，5月23日，在被暂时看押的莫威克海军学校内自杀。死后被“追认”为纳粹乙级战犯。

上图中的三人，只有史托普空军上将得以终老。他在战俘营被关押至1947年10月获释。1968年5月9日病逝。

最后说一下法国版投降仪式的总代表，开头提及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他算是最有故事的一位。

实际上，约德尔在盟国的印象中还是可以的，所以，一开始，约德尔并未出现在盟国列出战犯名单之中。

然而，在苏联方面的极力坚持下，按照集体犯罪理论，名单被更新。于是，戈林代表纳粹领导集团和空军，亚尔马·沙赫特代表工业界，凯特尔代表总参谋部，邓尼茨代表海军，卡尔登勃鲁纳代表党卫军，而约德尔则代表陆军，都成了妥妥的重量级战法。

随即，约德尔被逮捕，不久被移送至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审判庭审理。

（拿着稿纸的那位老头就是纽伦堡审判中的约德尔）之后，约德尔被法庭起诉了“反和平密谋罪、侵略计划实行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四项罪行，除了指控他计划战争的侵略行动外，还有他签署的突击队命令和纳粹党政委行政命令，这两个命令曾导致大量战俘被处决。

另外，约德尔还有非法驱逐和教唆执行将占领居民和犹太人等群众送往集中营的纪录。对此，约德尔极力否认。然而，控方却拒绝给予辩方任何相关证物，而约德尔自辩时要求的证物和证人也不齐全。

关于约德尔的刑罚，盟军之间有些争议，苏联则是一再强烈要求必须判死刑。

最终，约德尔收到了死刑判决。他曾要求法庭执以枪决，但被直接拒绝，最终和德国柏林版的投降代表—凯特尔元帅同在1946年10月16日，处以带有侮辱性质的绞刑。

更悲催的是，约德尔死亡过程的非常痛苦和不堪。在绞刑架上，约德尔挣扎了18分钟之后才离开了人世间。尸体七窍流血，面容扭曲，四肢抽搐，死相毫无尊严可堪。

到这儿，事儿还没完，纽伦堡对约德尔的判决引起了西方各界的争议。

在他的遗孀露易斯奔走和某些西方盟军将领的“运作”下，1953年2月28日，慕尼黑主审法院重新审理了约德尔于纽伦堡的4项主要罪行。结果被认为罪名不成立，巴伐利亚州长撤销了对约德尔的有罪判决。

随后，法国法庭庭长亨利·德·瓦布尔也宣布1945年死刑判决是错误的，并将之前收押的财产归还给了他的遗孀。

而此时，约德尔已被处死6年有余，他因此成了二战中，唯一一个被翻案的德国高级军官。不过，到底其中是否真有冤情，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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