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尧的历史小故事「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读王尧的民谣」

【光明书话】

批评家写小说，成为近年来一种时髦的文学“跨界”现象。李敬泽、张柠、朱大可、李云雷、梁鸿……王尧也加入了这一“教授作家”的行列。王尧积十年之力的首部长篇小说《民谣》的出版，以其优美诗性、丰富内蕴、哲理深思，为中国文坛带来了别样的经验，标志着一位“晚郁”小说家的生成。这部小说在文体上的贡献，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审美冲力。

《民谣》

王尧著

译林出版社

一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已百余年，“五四”小说的文体探索、1980年代小说的先锋实验、1990年代小说的赓续新变，小说文体变革不断演绎出新，然而关于小说文体的可能性，仍存有无限的探索空间。文体变革意识并没有成为作家普遍的内在视点和理论自觉，由此，王尧近年来致力于提倡新“小说革命”。在他看来，“在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文学的内部运动总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小说革命”体现了“中西对话结构中的艺术创造精神”。他亲自操刀，以《民谣》为楔子，锚定小说文体的界限与可能，重建自我与历史的关联，在历史的链条中进行重新定位与理解。

小说的结构与小说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相连，或者说，小说的结构就是小说家世界观的具象化，因而，小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作家精神领域的丰厚度。《民谣》似有意致敬《庄子》，主体（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结构，各篇又有不同的气象，以语言建构一个独立的世界，彰显世界、历史与自我探索的可能。

尽管讲故事的能力被看作成功小说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但王尧在其首部小说中就大胆放弃了故事，代之以记忆编织文本，营造一种历史氛围。正如王尧声称，“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弥漫的细节取代了故事，追忆取代了叙述，在回忆之网中，历史变得支离破碎。在潮湿阴郁的苏北水乡中，“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打捞这些记忆重新构型，“在记忆中去虚构，在虚构中去记忆。”核心故事被拆解得支离破碎，文章中的离题式的细节叙述，呈现一种网状的文本结构，去中心化的叙事打散了原有的叙事进程，也带来了小说的纷繁复杂与多元异质。

作为批评家，王尧深谙现代小说的叙事套路，在他的深闳广博的知识结构中，调用各种叙事技巧并非难事，在视点、声音、时空、人称和节奏上稍加用心，作品就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格调。这些叙事技巧的融入，使小说文本充分扩容，呈现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品质。小说一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准自传的基调，以第一人称视角营造出强烈的“自传契约”氛围。小说中对于“我”的视角、口吻的不断强调，例如“我意识到”“我知道”“我感觉”“我又想起”……这种强势的叙事主体的时刻闪现，个人经历与小说叙事的高度叠合，强化了自传的色彩，给读者带来了拟真错觉，以为小说“揭示的真实是关乎他个人的，甚至就是他自己”。

二

《民谣》以温厚之笔触呈现革命时代日常生活的细腻肌理，于历史的褶皱中探寻存在的可能。日常微观史、革命史、村庄史、家族史交织于少年王厚平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一出出错综复杂的传奇。小说聚焦于村镇的世界进行精心勾画，意图展现对世界与历史的重新理解。历史不再是冰冷理性的怪物，而成为记忆的栖居之所，每一次的敞开与重临，都蓄满忧伤，每一次的迂回与折返，都饱含温情。通过个人成长史与宏大革命史的交织，揭示革命伦理与日常伦理的互渗互构。在个人成长上，呈现出两种自我的交叠，忧伤诗意的文艺少年与亢进的革命少年并置，形成一种张力饱满的叙事。在新世纪文学中，《民谣》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大作，其别具一格的文体实验，昭示出小说变革的新的可能。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