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卖给志愿军假药的是谁「那个卖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假药的王康年后来是什么下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拉开序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异国他乡，书写了太多太多的传奇。可就在举国万众一心之时，在国内大后方，却有一个奸商，把掺杂玻璃片的热水袋，过期的药品卖给了前线冲锋陷阵的志愿军战士。这个恶贯满盈的奸商，名叫王康年。

王康年，1924年生人，祖籍浙江杭州，天生头脑灵活的他17岁便考进上海大亚电台，成为一名电台播报员，主要负责商品行情和商品广告的播报，时间长了，对生意上的事情愈发了解。结婚之后在岳父的帮助下，王康年在西藏路的生吉里开起了杂货铺，做点小买卖。

后来，因为是战争时期，药品逐渐成为紧俏的物资，西药的行情大涨，王康年抓住机会，将百货商店搬到北京西路434号的景星里，更名为大康药行，开始制药贩药。他发现自己制药不仅困难利润还低，心生一计开始卖假药，将玉米粉装入阿司匹林包装盒中对外售卖，坑害同胞。抗日战争之后，国内局势动荡，经济萧条，生意自然也不好做，他把自己的西药行搬到了汉口路456号308室，做起了西药投机贩卖，属于空手套白狼，骗顾客支付定金，到期没办法交货，长此以往，负债累累，不仅药房经营不下去，王康年自己也被消费者不断起诉。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联合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我们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我国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那时候的西药更是紧缺物资。在中国共产党的扶持下，许多药行恢复开业，王康年也混在其中，他重操旧业，不仅对过去犯的错误毫无悔意，反而更加猖狂。

他开始用贿赂、嫖娼等手段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给他开绿色通道。他骗到订单后，偷工减料、制造假药，拖延交货有时候甚至不交货，以此来弥补之前的亏空，而被他收买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自己有把柄在王康年手里，不追加上报，只能做违心的做着他的替罪羊。

大康药房的无良经营模式还曾被《解放日报》痛批，王康年的罪行被法庭归结为两点：骗取前线的高额购药经费；贻误伤员治疗。这事情源于1951年，朝鲜战场上，伤员数量不断增加，中国的志愿军仍奋勇杀敌，而后的后勤军火速赶往上海购买药品，王康年打听到这个消息，邪意油然而生。

他的药房并没有治疗伤员的药品，王康年却夸下海口，收了定金。到了12月中旬也就是交货日期，王康年拿不出货来，竟用冷热水袋、玻璃片，甚至还有生锈的医疗器械来拖延时间，药房的员工提醒他店里没有志愿军需要的药品，王康年说自己是已经托关系从国外进口，可他的真是目的是拿志愿军的货款去还自己以前欠下的债务。前方的伤员们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慢慢死去，让人十分痛心。

会计董渊的记录显示，部队的后勤来大康购药，王康年明知道自己手里没有部队所需的药品，但还是故意说谎声称自己有货，收下货款。董渊曾披露过，到了交货的日期，工作人员查货时发现还有一半的货没有到齐，于是上报经理，董问王康年怎么办，王康年满不在乎，说自己心里有数。从这件事就能看出王康年是蓄意以虚假合同套取志愿军货款。除此之外，王康年还在药行内口出狂言说“大康药房”是干部改造所。

他们说，后勤军去店内，王豪气送手表，请吃饭。目的达到收到货款，配置药品却偷工减料，用热水袋等低价冷门货搪塞，主要药品不设法购进配发，二人问王时，王称银根紧，又用鱼肝油等搪塞，最急需的 5 种消炎特效药消治龙药粉等，前线着急等不到药品便寄信催促，拖延3个月，王只当没收到信件，依旧不去进货，毫不在意的用3亿货款做起投机生意。这两位员工提供的证据也恰恰符合董渊的记录，证明董渊所述皆为真实见闻。

部队的后勤来大康买药时，王康年将库存积压了很久的止咳糖浆，卖给了解放军，足足有300磅。后来部队发现质问王康年，他毫无悔改，吃不死人的东西，没必要大惊小怪。职工马维善也揭发，1949年王康年伙同他的哥哥偷制了200多磅伪药假酊剂，全都卖给了某个机关组织。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将少量大黄酊剂中加入大量自来水。后来职工洪大鹏举报，王康年还曾用海克山名冒充消发灭定，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押汇，一共骗取银行贷款15000万元，到了还款期限不还。以上都是员工的真实见闻，他们所举报的情况是高度可信的。

1951年10月该院到上海购买X光机，由于当时国营药厂没有货，有人把大康推荐给了他们，王康年说自己有渠道，可以从香港英国发货，五天就能到，还拿出了一台机器做例子，经过层层批准，双方在17日签订了合同，价格为 25000 万元，买方于 5日内付清了货款，大康开具了发票。过了规定日期，王康年仍然不交货，两方经过反复的沟通，买方在四个月之后才收到货，而且王康年并未履行合同上的义务——派人来调试，而且这批货还是残次品，缺少两支专用灯泡，没办法正常使用。医院找大康技师夏雅伦请教，夏说，这个X光机市值就 18000 万元。

某部队的药政处处长徐某曾经过另一个受贿人的介绍，从王康年的药房进止血钳，王康年竟然用普通器械冒充德国蛇牌，从中获得的利润高达2亿元。曾经还有解放军从大康采购外科器械，王竟用产科器械冒充外科器械来代替。还有如皖北卫生处两三年中向大康购货达25亿元，大康未履行合同规定，该卫生处一直没收到货物。

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光是登上报纸的就有10多起。据客户揭发，王康年谈生意时，请他们吃饭送礼物欲促成订单， 对于有权有势的人，王康年更是拼命巴结。王康年收买过苏北卫生局长，请他吃饭加送礼花费 265 万元，除此之外还奉上一辆机器脚踏车。后来，苏北卫生局从王康年那里订购16 架显微镜，单价比市场价高出300万元。所以法院判决王康年的诸多罪行中，第一项就是行贿罪，有85名行政人员曾受到王康年的贿赂，此案涉及到35个国家机关，受贿金额超过两个亿。

当年王康年被捕之后，公安机关就立刻介入此案件开始调查，让以金城银行等受害人上报自己被骗的货款和未收到的货物数量。同时，以金城银行为代表的受害者也纷纷于2月15日向上海市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控告王康年和三家运输行串通好联合欺诈他们，这些受害者要求法院对王康年和这些运输行进行制裁并赔偿。接着，金城粤行也通过广州法院上诉，起诉王康年等。经过两地法院协商决定，这两起案件统一交由上海市人民法院全权处理。

这两起案件涉案金额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据悉大康药房从金城粤行买单结汇人民币103650万元，向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续押人民币24390万元，这两笔共计人民币 128040 万元。诉状称：“这些货物大部分或全部均已被大康药房私自提取。”另外有 17000 万元被一家中庭药房信用担保提走，其实也是受大康指使，该药房也有连带责任。金城银行只收到大概34800万元的万元的货物。金城银行上诉，认为大康这种行为属于联合欺诈，请求法院立刻将王康年缉拿归案并索赔他们的损失。

被王康年和大康药房曾欺诈的还有上海人民银行营业二部，被骗金额高达5亿元。王康年曾做假合同骗取顾客货款，连部队也不例外，志愿军被骗货款高达 3 亿多元。对于这种违反合同规定，长期拖欠物资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盗骗货款”，大康药房被拆封之后，库存清单也随之被曝出，买方所订购的急需药品，大康不仅没有存货，甚至都没有订货的凭证，所以判定大康药行用假合同盗骗货款是有主客观事实根据的。大康骗取货款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皖北卫生所曾向大康付了亿元货款用于购买药品器械等，早已超过合同期限而大康迟迟也不交货。

许多相关单位，获悉王康年被捉拿归案后，立即和上海的公安部门和金城银行取得了联系，如广西医药公司于 1952年3月27日函称：“已查知尚有显微镜等货未交，价款值 7012.5万元，盼速为处理赐复。”法庭经过审查发现，王康年所拖欠的货物，直到案发前也没有还上，包括血压器、X光机、白喉抗素等，据法庭统计，王康年一共窃取国家财产26.1439082 亿元。

据记载，王康年被捕到被处决时隔一年之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王康年的案子一拖再拖，由于王康年的涉案金额非常之大，所以在他被捕归案后，银行和公安部门对大康的库存进行了仔细的盘查。大康地处上海市老闸区，该区的增产节约委员会，于1952 年5月 17 日成立了大康药房工作组“办理善后整理工作”。尹毅华担任组长，组员包括区干部、华东医药公司、人民银行、金城银行和大康职工代表董渊等共八人。

工作组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点库存 ； 第二阶段是查清账单催收账款 ； 第三阶段是出售存货。从二月初开始，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清点剩余的货物，并进行估价，四月中旬完成工作。后来进行清查账单及催收账款，将收回的欠款全部存进人民银行南京东路办事处。之后，开始兜售库存的药品，防止过了保质期造成损失。金城银行也将积压的药品对外出售，得到的货款要先存入单独的账户，不能马上收回。后来大康剩余的药品的纷纷出售，所得资金全部存入人民银行南京东路办事处，等待处理。六月底，对于库存药品的兜售工作基本完成，工作组即报告：“至目前为止，大康两货栈存货及银行所掌握之大康押品，大部分都已经售出，所得的货款去向如下：在南东人行办事处存款约在 35000 万元；金城出售押品所得货款截至目前为 36173 万元。”把这些货款加起来，就是71000多万元，即便加上没有卖出去的，离认定王的诈欺盗骗款总额 26.1 亿元也相差甚多。

大康在香港还有一批存货，这批货物涉嫌非法套汇，一直被扣押。王康年在香港的合作商是李世明。李世明为王康年代购过价值25万元港币的货物，王支付了10万港币，最后金城香港行也参与进来，帮助调查。李世明只认王康年的亲笔信，见信才肯配合金城港的行的调查。王康年最初是拒绝的，拖延很久无奈才写下亲笔信，信中写道 ：“凭函嘱将王君已付清款项货物交由银行暂为保管。”李世明这才同意给出了王康年在香港的存货和账单。

在这份证据中，王康年行骗的证据一目了然，存货中包括化学试纸17箱，定金17000元，总价格50000元。存货另一大项 HOF 行 X 光机 14 架，从德国进口，总价格8个亿。剩余的都是普通药品，没有所欠客户的货物。在香港进货时，李世明说自己之前垫付了10.6422万元，尾款还差52290.69 港币没有结清，他希望上海方面能还清欠款。当时港币和人民币汇率为 1：8200，10 万港币折合成人民币就是82000元，这些资产也可以认定为大康所属。

令人气愤的是，在这批香港的存货当中，根本找不到志愿军所订购的特效药，更别提药物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大康收了志愿军的货款，过了规定日期不发货，但这批货也不在大康的库房里。所以当时法庭判决中写道：“王犯当时属根本无货，存心盗骗，获得该军价值 3 亿余万元的订货款，在货款到账后，所订购的消治龙药粉、黄凡士林油、次苍、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和血压器等六种重要药品器械，则从未洽购，其时前线急需曾五次催促交货，至该军伤病员遭到不应有的牺牲！”

这样算下来，大康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存货最多也只有18人民币亿元上下，跟他的诈骗总金额26个亿，少了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损失在当时对于我们国家是大到难以弥补的。有一些大康留在香港的物资，还欠商家货款15万港元，这批药品需要在短时间内运回避免损失。与之前态度不同，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明态度非常积极，他直接和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表示自己愿意合作，清算所剩货物，尽快运送回国内。通过协商之后，这批物资由由金城香港行负责运送回国。王康年欠的债务的清算和大康员工的遣散，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王康年从被捕到判决中间相差一年多的时间，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十款、第六条第八款判决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看到这，王康年劣迹斑斑的罪行不禁让人发指，少年郎空有一身豪情壮志，却不用于正道。滔天大罪不可饶恕。“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那些同样豪情壮志，奔赴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同志，被资本主义的恶行所害，令人悲痛惋惜。

王康年的下场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倘若他能在全国解放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我党扶持私有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本分卖药，也必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更何况抗美援朝时，前线医疗物资紧缺，他把自己货真价实的药材卖给志愿军。不但能有一笔更高的收益，而且也会留下光荣的美名。但利欲熏心的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终让自己身死名裂。所以说，做人还要脚踏实地，不要做天上掉馅饼的美梦，否则掉下来的很可能是一块砸死自己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