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民党大特务杨登瀛被判死刑陈赓我是他的联络人

1967年8月，正在家中休息的前国民党高级特工杨登瀛突然被几个自称“专案组”的人带走隔离审查，两年后，76岁的杨登瀛在临终前反复对自己的子女说：“我真的不是特务，也不是内奸，更不是什么叛徒，具体我算个什么样的人，自己也讲不清楚，但周恩来知道我的贡献……”

杨登瀛

1975年周恩来在 弥留之际，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谈话间，提到了几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并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在我党最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这其中就有杨登瀛。

杨登瀛是何人？为何周总理特别强调此人？他就是被后人称为“双面特工”的一代名谍——鲍君甫，也是我党第一个在国民党高层潜伏的特工，有人将他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并称为“龙潭四杰”。

鲍君甫，光绪十九年出生于广东中山，与宋庆龄、毛泽东同龄，自幼跟随家人到日本生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此期间接触到学过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思想，这对后半生有很大影响。

1925年6月前后，鲍君甫与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的一个叫杨剑虹的职员相识，两人是同乡，很谈得来，一见如故，深入了解后，鲍君甫才知道，杨剑虹还有更特殊的身份，不仅很早就加入了青帮，而且还是洋务工会负责人，后来杨剑虹到广东投靠陈立夫，并成为其亲信。

陈立夫

1928年，国民党组织部成立了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时任党部机要秘书的陈立夫被任命为调查科主任，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张道藩被任命为副主任。

党务调查科成立后，一面着手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工作重点就是针对中共，一面到处物色合适的得力骨干。当陈立夫和张道藩正为上海机关负责人的人选发愁之际，杨剑虹向他们推荐了鲍君甫。

鲍君甫在上海的交际面非常广，尤其是他与租界和巡捕房的关系网正是为党务调查科非常需要的，经过对鲍君甫一番考察，陈立夫和张道藩认定，这正是在上海执行反共侦查任务最完美的人选。

就这样，鲍君甫不仅很快成为陈立夫和张道藩身边的红人，而且利用国民党特务这个身份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混得风生水起，在黑白两道都能玩儿得游刃有余。

当国民党将反共侦查的任务交给鲍君甫时，表面上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但想到自己有很多共产党朋友的时候，又觉得对不起他们，并且自己很多事情还需要这些共产党朋友帮忙，因此他开始暗中与共产党联系。

最初与鲍君甫联系最多的人叫陈养山，两人早在1925年就相识并成为好朋友，陈养山在江苏省委工作时，还曾住在鲍君甫家中。当杨剑虹推荐鲍君甫入职国民党上海情报机构时，鲍君甫还征求了陈养山的意见，并表示自己愿意一面接受杨剑虹的推荐，一面暗中向共产党提供自己了解的情报。

陈养山

陈养山在与鲍君甫的长期交往中，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并且可以成为一条很好的获取国民党内部情报的渠道，于是便向上级做了汇报，周恩来得知后，对这位打入国民党特工高层的“人才”十分重视，随即决定派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尽快与鲍君甫面谈。

1928年5月，陈赓化名王庸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秘密会面，鲍君甫向陈赓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处境，尤其强调了与杨剑虹的关系，入职国民党上海情报机构也是身不由己。陈赓表示非常理解，支持他继续跟着杨剑虹干下去，希望他能尽快与租界巡捕房、警备司令部、市党委建立更亲密的联系，并且每月可以提供300块大洋作为经费。

不久以后，共产党还为他配备了保镖、秘书和一辆私人轿车，他获得的情报也由秘书处理后直接与陈赓联系。

1928年8月，杨剑虹因为一桩贪污案自杀身亡，鲍君甫成为了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并且从此改名为“杨登瀛”，同时继续以本名“鲍君甫”为共产党提供绝密情报。

为了将杨登瀛这颗“钉子”在国民党内站稳脚跟，陈赓会时不时地向他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党的的刊物和“情报”，甚至会故意去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杨登瀛去破坏，从而获得信任和赏识。

中央特科时期的陈赓

杨登瀛刚上台就接二连三有“立功”表现，这让陈立夫和张道藩非常满意。张道藩在官场上曾经有一个姓李的死对头，让他很是头疼，于是找到杨登瀛，杨登瀛二话没说，利用黑道上的关系，很快就让张道藩这个死对头永远消失掉了，从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任，成为了他在政治上的一把保护伞。

借助工作身份的便利性，杨登瀛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宪兵系统等部门都培养了自己的眼线，甚至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钱大钧也处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并且杨登瀛还利于这层关系多次为巡捕房办事，逐渐地，巡捕房在与国民党中统打交道时，只认杨登瀛。英国巡捕房警务督察长兰普逊在与杨登瀛接触后，发现杨登瀛把日本情报机构分析得非常透彻，很是佩服，当即邀请他做巡捕房的顾问，并给了他一项很大的特权——在公共租界办理要紧的案子时，不需要走常规的拘捕流程。随后，兰普逊又牵线，让杨登瀛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打通这些关系后，许多秘密消息，杨登瀛都能及时得知，有时甚至打个招呼就能救人，共产等也因此多次避免了损失。

1928年4月15号，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与组织局秘书邓小平刚刚秘密谈完工作，为了避免敌人眼线的注意，两人并未同时离开，邓小平刚出门没多远，就发现乔装为鞋匠的暗哨向他做了一个“危险”的暗示动作，回头便看到英国巡捕房侦探已经踏入了他刚刚离开的那座院子，还未来得及离开的罗亦农不幸被捕。

当周恩来得知罗亦农被捕后，十分焦急，大家初步判断应该是有叛徒泄密，所以立即与陈赓商量，如何找出这个叛徒以及如何营救罗亦农。陈赓立马就想到了与英国巡捕房警务督察长兰普逊有私交的杨登瀛，如果他能出面，就有很大希望救出罗亦农。

罗亦农（中）

杨登瀛接到“任务”后，首先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分析，然后开始行动，决定利用自己调查科的身份出面，先将罗亦农从英国人手中引渡过来，然后再通知共产党伺机营救。杨登瀛把引渡罗亦农的想法向陈立夫和张道藩发了请示电报后，陈立夫非常高兴，他知道罗亦农是共产党内非常重要的高层领导，抓到这条“大鱼”绝对是一个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于是指示杨登瀛，立即与英国巡捕房交涉，引渡罗亦农。

杨登瀛接到命令后，到英国巡捕房与老朋友兰普逊商谈此事，在谈话中杨登瀛得知这个告密的叛徒竟然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和贺治华夫妻二人，不仅如此，贺治华还向英国巡捕房要5万美金和两本德国护照，因为她手中还有一张300多人的共产党人名单，出卖罗亦农仅仅是为了向英国巡捕房表达自己的诚意。

事关重大，杨登瀛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秘密传达给陈赓，他还告诉陈赓，已经与兰普逊商定好当月19号将罗亦农引渡至国民党手中，因此建议引渡手续办完后立马进行营救活动。中央特科的同志们接到密报后，很快就策划出了营救方案。但谁也没想到，还未到引渡日期，陈立夫竟然专程赶到上海，全程亲自办理此事，导致中央特科的营救计划失败。陈立夫连夜突审罗亦农，但未审问出任何有用的信息，他担心共产党人来营救，于是下令将罗亦农杀害。当杨登瀛得知陈立夫要处死罗亦农的消息后，已经晚了，他只好将罗亦农牺牲的消息第一时间秘密通知了陈赓。

虽然营救罗亦农未能成功，但通过这件事，周恩来和陈赓等人更加确定，杨登瀛是值得信任的。

192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时任中央农委书记的彭湃与邢士贞、颜昌颐、张际春、杨殷等几名中共高层领导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绝密会议，被突然闯进门的公共租界巡捕和军警全部逮捕入狱，本来周恩来也是出席会议人之一，但他因临时有事缺席而幸免。

杨登瀛很快就得知了这一绝密消息，并且他还秘密得知向巡捕高密的人正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同时他还是此处的房东。白鑫叛变的原因是他的一个亲人叛变革命后被彭湃枪毙而怀恨在心。陈赓经过查证核实，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属实。周恩来当晚召集中央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展开营救行动，并且尽快除掉叛徒白鑫。

彭湃烈士

陈赓等人得知彭湃、杨殷等五名同志牺牲后，痛苦万分，他们接下来能做的只能是除掉叛徒白鑫，替烈士们报仇。杨登瀛接到陈赓的指示后开始寻找白鑫的下落，他打听到白鑫从事发后一直都在中统特务范争波的家中，计划尽快托人办理出国手续。中央特科经过商议，决定安排杨登瀛到范争波家中拜访，想办法打听到白鑫的具体出国时间。经过精心策划，白鑫终于在准备出国临上车时被击毙。

1930年4月，蒋介石的随从收到一封信，是写给蒋介石的，署名为黄第洪，此人是黄埔的一期生，期间曾加入共产党，后来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最近刚回到上海，共产党方面负责与他联络的是周恩来。黄第洪在信中说，自己跟共产党一起工作，不仅不得志，而且看不到任何曙光，因此决定“弃暗投明”，而周恩来最近要与接见他，因此他把与周恩来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全部在信中做了详细交代，以此作为前来投诚的见面礼。蒋介石看完信后，非常高兴，马上将此事交给陈立夫去督办，陈立夫又把任务指派给徐恩曾，徐恩曾考虑到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陈立夫商量之后，又指定杨登瀛去办理。

杨登瀛接到任务后，立即将这个重要的情报转达给共产党方面，随后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计划，与黄第洪碰面，黄第洪又当面向杨登瀛提供了一些信中没提到的共产党的情报。中央特科得到杨登瀛的密保后，非常重视，经过对黄第洪叛党泄密一事周密调查后，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于是陈赓率领红队，将黄第洪抓获并进行了处决。

张道藩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审问时，顾顺章表示自己可以将供诉共产党的机密，但要当面见到蒋介石才可以说，这也意味着顾顺章正式叛变。由于顾顺章掌握着大量上海地下党内幕，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她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些信息连周恩来也不是完全知晓，因此他的叛变给共产党带来前作未有的重创，可以他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杨登瀛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顾顺章当然也是清楚的，当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将顾顺章叛变的事通过李克农传到到中央特科后，陈赓第一时间通知到杨登瀛，让他马上躲避，免遭不测。杨登瀛自认为有张道藩这把保护伞，应该没什么危险。但4月底，杨登瀛还是被捕入狱了，在狱中，特务们恩威并施，但杨登瀛没有提共产党的任何秘密。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再加上张道藩的力保，关押了10个多月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

顾顺章叛变后，地下党在上海的工作很难再进行下去了，于是1932年决定迁往江西，至此杨登瀛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的中断。

1934年，杨登瀛被任命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彻底离开特工岗位，手上没了实权，生活也逐渐归于平淡。解放后，杨登瀛的生活十分困顿，曾一度靠摆香烟摊维持生计。

1951年，杨登瀛因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和感化院院长而被逮捕，经过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判其死刑。这时杨登瀛提出，自己曾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过很多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随后陈赓给时任南京法院院长鞠华回信道：“关于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同志的供词，据我所悉，他确实从1927年开始就与共产党有了联系，并且我就是联络人，此期间杨登瀛对我党的贡献颇大。至于他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晓了。”

鲍君甫（杨登瀛）墓碑

杨登瀛也因为陈赓的这一封信，保住了性命。后来陈赓每到南京，必去探望杨登瀛。

1967年，杨登瀛在“大运动”中受到伤害，两年后的12月19日，杨登瀛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对子女们反复说：““我真的不是特务，也不是内奸，更不是什么叛徒，具体我算个什么样的人，自己也讲不清楚，但周恩来知道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