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六路伐吴「西晋灭吴三国乱世最后一战20万大军六路出击3个多月完胜」

三国争霸的历史结局是晋统一了中国，期间战争不断，但是由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侧重点不同，人们一般知道的是三国前期的战争，像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曹操与孙权的赤壁之战等。

对三国时代真正的终章——晋灭吴之战，反而所知不多。事实上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大战，其实三国战争史上真正的高潮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晋灭吴之战。

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于十二月间废曹奂自立为帝（武帝），改国号为晋。魏自曹丕代汉称帝，至此共46年灭亡。

晋建国后，即开始暗中作灭吴的战争准备。

吴神凤元年（252年）四月，吴帝孙权病死后，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永安七年（264年）七月东吴末帝孙皓时，蜀汉已灭亡，三国鼎立发展为两国对立的战略格局。

魏灭蜀汉后，魏（晋）不仅扩大了疆域，而且收编了蜀汉近10万将士，国力更为增强。到晋之时，已控制着全国大部州府，仅剩荆、扬、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尚为吴国所占据。

司马氏灭蜀后虽有灭吴的打算，但因兵疲民劳，水师不足，代魏后内部尚须稳定，所以没有立即行动。

1.大封有功之臣，恢复五等爵制度，奖励有功将士。

命羊祜、杜预、贾充等名儒重臣十四人，修订律令，删减了汉、魏苛刑繁法，以利于安定社会。废除出征将领必须家属留京师为质等法令，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

2.积极收罗人才，不管是蜀国的归降之将，还是吴国的投附之臣，都加以任用。

并令各州“举勇猛秀异之オ”，量才录用。又置谏官，听取臣下的建议，以稳定内部。此外晋还遣使与吴连和，麻痹吴国。

3.逐步废弃屯田制度，使官属屯田户变成为自耕农户，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为恢复和发展北方生产，招募蜀人迁居北方，迁居者供给两年口粮，免除二十年的徭役。为了增加人口，于泰始九年(273年)下令规定民女十七岁，父母未让出嫁者，由长吏代择配偶。

4.为突破东吴对长江天堑的封锁，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水军。

魏、晋军队历来的弱点是缺乏水师，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虽“武骑千群，无所用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司马炎令王濬在益州造战船，治水军约数万人，从而使晋的军队克服了原来的弱点，实力大增。

咸宁五年(279年)八月，晋龙骧将军王濬上书司马炎请求举兵灭吴。

王濬指出，要趁孙皓荒淫凶逆，上下离心，战备松懈的时机，尽快伐吴，并提出舟船制造已经七年，应及早使用。

杜预上表请求马上出兵。他指出，孙皓的所谓北上，实际是虚张声勢，吴由于兵力不足，一定把主要力量放在夏口以东，保卫建业，以延缓其灭亡。但是一些大臣反对出兵，司马炎一时难以定下决心。

杜预的奏表到达朝廷时，得到中书令张华的支持。张华对司马炎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于是，司马炎决定马上出兵。

十一月，他采用羊祜生前所拟制的进攻计划，分六路出兵:

以上六路兵力共约二十余万人，以贾充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坐镇襄阳，统一指挥，并以张华为度支尚，总管粮运等物资供应。

晋的六路大军齐发，其总的意图是：

用司马伷、王浑两军直逼建业，牵制吴军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奋、杜预三军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以策应王濬所率的七万水陆军顺江而下。然后，由王濬、司马伷、王浑军南下东进，夺取建业。

这样的部署是符合双方实力情况的，因为吴国尚有兵二十余万人，就兵力对比而言，晋军南下的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只是吴军兵力分散于沿江和江南各地，晋军如不能予以各个击破，要迅速灭吴是困难的。

1.长江上游的作战。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二月，王濬率巴东监军唐彬等七万人，沿江而下，过瞿塘峡、巫峡，进至秭归附近。

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初一，击破丹阳城的吴军，活捉丹阳监盛纪。然后顺流而下，进入西陵峡，遇到了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暗置江中的铁锥。

对于吴军设置的这些障碍，王濬早有准备。

他制造大笩数十个，“方百余步”，派水性好的士卒以筏先行，筏遇铁锥，因水流冲激，将铁锥带出随筏而去。王濬又作大火矩，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置于船前，遇铁锁即以火炬烧熔之。

吴军以为这些障碍会使晋军难以通过，未派兵把守。晋水军顺利地冲破了吴军的障碍，继续进军。二月初三，王濬攻克西陵，杀吴西陵督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初五，克荆门、夷道二城，杀夷道监陆晏，继而进逼乐乡。

在王濬进军的同时，杜预于是年正月陈兵于江陵一线，积极配合。

遺樊显、尹林、邓圭、周寄等沿江西上，策应王濬，连战皆克；另派部将周旨率奇兵八百乘夜渡江进至乐乡附近。

周旨一方面在巴山上点起火把，竖起许多旗帜，迷惑吴守军；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军队埋伏于乐乡城外。王濬军抵达乐乡时，吴军乐乡督孙歆派军队出城与王濬军战，大败而回。周旨伏兵随孙歆败兵冲入城内，俘获了孙歆。王濬遂于初八克乐乡，杀吴水军都督陆景。

杜预进攻江陵时，守江陵的吴将伍延，假装投降，列兵于女墙，欲诱击杜军。杜预识破其计于十七日攻克江陵，斩了伍延。与此同时，胡奋也攻克了江安。

晋军所到之处，大都不战而克。于是沅、湘以南至交，广各郡，相继请降。

二月十八日，司马炎进一步调整了部署：

命王濬都督益、梁诸军“东下，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同时命杜预南下，镇抚零陵、桂阳、衡阳诸郡，并分兵一万人给王濬，七千人给唐彬。

命胡奋攻下夏口后分兵七千人给王濬；王戎平定武昌后分兵六千人给唐彬，贾充移屯项，统率全军。按照司马炎的命令，王濬军继续顺江而下，攻克夏口，进逼武昌。这时，王戎遣参军罗尚、刘乔将兵与王濬合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率守军投降。

至此，长江上游的作战基本结束，晋军俘斩吴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百二十余人。

2.长江下游的作战。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王浑向横江方向进军。

他派参军陈慎等攻寻阳濑乡，并向横江的西面进军，又遣殄吴护军李纯率部，占领高望城，进攻吴将俞恭部，在横江之东开辟渡江地域。

二月，孙皓听到晋军王浑南下，令丞相张悌指挥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兵三万，渡江迎战，企图阻击晋军渡江。

三月，张军渡江到版桥(安徵和县境内)附近，与晋扬州刺史周浚部遭遇，双方结阵对峙。周浚见吴兵多即转入防御，沈莹指挥精兵五千，三次攻击，均未成功，不得已撤退。

在撤退中，军队混乱，晋将军薛胜、蒋班乘势发起攻击，张乔则在杨荷切断吴军退路，于是，吴军大败，张悌、孙震、沈莹均战死，仅诸葛靓率残部五六百人突围南归。

吴国上下震动，呈土崩瓦解之势。

琅邪王司马伷进军涂中，令琅邪相刘弘进逼长江，威胁建业，吸引守军注意力。使长史王恒率诸军渡过长江，直趋建业。王恒在江南攻破吴军沿江守军，俘获吴督蔡机，歼灭吴军五六万人。

王濬率水步军于三月十四日到达牛渚，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抵抗，但军心已散，不战而降。孙皓又凑集两万人，命陶濬率领迎击王濬军。但出发的前夜，官兵就逃散了。

王濬军乘势东下，过三山时，王浑遺使令其暂停讨论进兵事宜。王濬见战机有利，乃称“风利，不得泊”，挥师直进。

这时王浑、王濬、司马伷各部都到达建业附近。孙皓用薛莹、胡冲的计策，派使者分送降书给王浑、王濬、司马伷各一份，企图使三人争功引起晋军内部的分裂。

使者先送玺绶给司马伷，但王濬进军迅速，三月十五日，以“戎卒八万，方舟百里”，进至建业。孙皓被迫亲到王濬军门请降。

至此，吴国灭亡，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随之结束。

晋军发动攻吴之战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即将建国58年，与曹、魏、晋作战数十次而从未让其跨越长江一步的吴国，彻底消灭。其成功之处有如下几个方面：

1.战略准备充分。

在政治上，司马昭采用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仅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群臣50多人，亦皆封侯，而且对蜀中名臣流徙中原者，一律量才使用。这当然使巴蜀人感恩心安，但更重要的是给吴国君臣看，无形中造成吴军斗志的下降。

特别是羊祜在襄阳十年实施的攻心战，使吴国军、民对晋的敌意大为减轻甚至消除。这导致晋军一出，即势如破竹，大批吴军或主动降附，或不战而降，迅速形成瓦解之势。

2.建设强有力的水军。

在当时的情况下，千里长江天堑是晋灭吴的严重障碍。曹操曾失败于赤壁，曹丕攻吴临江而返。

3.战略指导符合实际。

吴国江防数千里，备多力分。晋军六路齐发，水陆并进，实施正面进攻，便于把吴国江防分割为数段，使其首尾难以兼顾，又无法调动兵力相互支援。

特别是司马炎在吴国尚无准备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位居上游的地理优势，命王濬率兵力最为雄厚的水军，自巴蜀顺流而下，在统一的战略指导之下，与陆上五路军同时发动，互相配合、密切协同，使吴军仓促之间根本无法从容应付，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达到了战略突袭的目的，一战而歼灭吴国这个争战已近60年的老对手。

4.吴国政治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

吴国的迅速灭亡，除晋强吴弱等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末帝孙皓的暴政，相互残杀，内耗严重，政局动荡不安。更由于农业政策的破坏，生产下降，造成“郡县荒虚，田畴芜旷”、“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

末帝孙皓还昧于时事的发展，盲目地认为晋国无力对吴用兵，因而骄傲轻敌，对忠诚谋国将帅们加强国防的建议，置若罔闻。当建平太守吾彦发现晋在巴蜀造船的废料、木屑浮江而下，判断“晋必有攻吴之计”，请求孙皓“增建平兵”，说“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时，他仍不以为意。

在晋军六路大军突袭下，焉得不亡。

晋灭吴之战，无论在作战计划之周密，政治攻心之运用，战争准备之充分，作战地区之辽阔，各路大军之协调一致方面，都是此前渡江作战中所罕见的。此战，晋军水陆并进、多路齐下的作战方式，被后世历代南征统帅所借鉴。

抛开战略上的成就，晋灭吴之战，使晋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汉以来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使中国迎来了一个相对短暂的大一统时期。

1.《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 著。

2.《两晋天下：司马家族传》，杨益 著。

3.《两晋通俗演义》。蔡东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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