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飞机劫持案「1983年6名歹徒持枪劫持民用飞机叛逃台湾后来结局如何」

1983年5月5日，一起劫机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中国民航的一架英制“三叉戟”飞机在飞往上海的途中，被6名歹徒劫持了！

当时这架飞机上有96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当飞机飞至辽宁和山东之间的渤海上空时，6名歹徒突然拿出枪械劫持了这架民用飞机，用飞机上全体乘客的性命要挟飞机驾驶员将飞机开往韩国，最终潜逃台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歹徒成功劫机的案件。

那么，这六名歹徒到底是如何劫机的？乘客们有没有安全获救，歹徒们又有着怎样的下场呢？

1983年5月5日早晨6点30分，一向习惯早睡早起的沈阳市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睁开了眼睛，起床后按照习惯走向书桌，准备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天的新闻，突然，他发现桌子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安国瑞擦了擦眼睛确认自己没看错后，打开信封将里面的信件拿了出来，只看了一眼，原本还有些迷糊的头脑瞬间清醒了起来。

这封信是他那在学校保卫处工作的儿子安卫建写的，里面只写了短短的两句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知子莫若父，安国瑞对自己的这个儿子还是十分了解的，曾多次被公安机关所拘捕，没少给自己添麻烦。

80年代的警察

现在儿子突然选择“不辞而别”，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做生意”，这小子要么是犯下了什么大错想逃跑，要么是想在谋划什么滔天大罪。

想到这里，安国瑞的脑门不由得渗出了一层冷汗，赶紧打电话联系上学院保卫处长栗增洪，说道：“老栗，你马上去保卫处一趟，检查一下里面的枪支弹药的情况，立刻，马上！”

说到最后安国瑞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栗增洪不知道一向稳重的安副部长为何如此着急，赶紧跑去了保卫处。当栗增洪打开保险柜后，他的脸色当即就变了：保险柜里面的4支手枪和30发子弹全都不见了！

手枪

栗增洪经过调查后发现，学院保卫处的另一名叫做姜洪军的工作人员，和安卫建一样离奇失踪了！这个姜洪军，同时也是安卫建的“知心密友”。

安国瑞和贾增洪没有立即报警，而是自行对两人进行了寻找，结果一直到上午9点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只得于9点10分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公安分局报了警。

皇姑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立即派人前往沈阳体育学院进行调查，结果他们刚到就看到了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侯鹏焦急的告诉警方：“我被人下毒了！”然后他交给警方一个茶叶盒，里面依稀可以看到白色的粉末。

警方对这些粉末进行检测后，确认这些白色粉末为氰化钠，成年人只要口服0.15~0.25克就会致死。

侯鹏曾经批评过安卫建和姜洪军，两人失踪的同时侯鹏被人下了毒，警方因此认定安卫建和姜洪军有重大作案嫌疑，尤其是两人还偷了枪，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公安机关迅速对他们二人展开了追捕，并下达了通缉令。

氰化钠粉末

没过多久公安机关就接到报告，有人在沈阳市东塔机场见到了安卫建、姜洪军二人，他们两人和3男1女会合后一起去了登机口。

公安干警们立即前往东塔机场追捕2人，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已经接近11点了，而安卫建所乘坐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已经在上午10点49分起飞了。

这架飞机上有96名乘客（其中3名日本乘客）和9名机组工作人员。该飞机原定于上午8点20分起飞，但因为飞机飞行员王仪轩在开车检查时发现故障，因此请地面工作人员检查了一遍，故障排除后才起飞。

原机身为296号客机的B220号客机

就晚了一步的公安干警们看着南方握紧了拳头，在心中暗暗祈愿：飞机千万不要出事啊！

和安卫建、姜洪军会合的四个人分别是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卓长仁、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王彦大、广东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吴云飞，以及卓长仁的姘妇、沈阳军区副参谋长之女高东萍。

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召集人就是卓长仁，他们打算劫持这一架飞机飞往台湾“投奔自由”，也正是因为高东萍的高干子弟身份，他们6人才得以通过免检通道上了飞机。

当8点20分飞机没有照常起飞时，卓长仁等人不由得十分紧张，尤其是安卫建和姜洪军，他们二人一个偷枪一个下毒，被发现了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忐忑不安的等了两个小时零29分钟后，飞机终于起飞了，6人不约而同的松了一口气。

飞机飞到9千米高度后开始稳定，卓长仁在确认飞机开始平稳飞行后，和另外5人开了次“碰头会”，大家开始嘀嘀咕咕的商议过会儿的行动计划。

卓长仁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机组人员的警觉，领航员王培富在出去吃午饭时发现了卓长仁等人的异常，返回驾驶舱后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飞行员王仪轩。

事件发生后，民航局专门对民航机组人员提出严格要求，要他们提高反劫机意识，尤其是民航飞行员，更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

因此王仪轩当即让王培富将木棒、消防斧、绳子等反劫机工具拿出，以防万一。

看着这些工具，还是感觉有些不太放心的王仪轩，让王培富把驾驶舱的门锁上。王培富刚刚把门锁好，驾驶舱内就响起了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没过几分钟，机舱门外就传来了一声枪响，驾驶舱内所有人当即想道：“出事了！”王仪轩看了一眼时间：上午11点20分。

在飞机驾驶舱门被敌人撞开之前，报务员王永昌迅速联系上大连航空站，喊道：“有人劫机！”

客机飞行员（非王仪轩）

为首的一人撇了撇嘴，回答道：“上厕所。”程梅不动声色地挪到警铃所在的位置，然后说道：“不好意思，您的方向走错了，厕所在飞机的后面。”

那两人对视了一眼后往回走，眼见他们二人走回了座位准备坐下。程梅不由得更加警惕了起来，心想：“他们不是要上厕所吗？怎么回去了?”

程梅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这两人的异常情况向机长做报告。

空姐（非程梅）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那两名青年刚刚坐回座位又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然后从身上掏出了手枪对程梅和机舱内的所有乘客说道：“通通不许动，谁敢动老子就打死谁！”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空姐，程梅迅速按下了旁边的警报按钮给驾驶舱报警，那两名暴徒看到程梅的举动后迅速拿着枪朝着驾驶舱跑去。

当他们看到驾驶舱门锁上了之后，对着门锁处开了数枪，然后用力将驾驶舱门撞开闯了进来，王永昌和王培富见状，抄起木棒和消防斧就迎了上去，结果驾驶舱空间太小，他们两人根本施展不开武器，被反应过来的暴徒们用枪击倒在地，这时另外4名暴徒也冲了进来。

在警报响起的那一刻，王仪轩等机组人员就按照民航局制定的空中反劫持预案展开了行动，王仪轩和另一名飞行员和长林特意让飞机晃动，制造颠簸，以图干扰歹徒的行动，结果并没有奏效，还是让歹徒们冲了进来，只见为首的歹徒卓长仁拿枪对着王仪轩说道：“左148度！”

王仪轩听后心里一惊，此时飞机正在渤海上空，往左148度飞的话就是汉城方向，当时我国和韩国并没有建交，仍然称呼对方为“南朝鲜”。王仪轩心想：看来这个歹徒不但懂一些飞行知识，而且他还打算劫持飞机飞往南朝鲜，意图叛国！

三叉戟客机的驾驶舱

王仪轩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听歹徒们的话行事，他紧急压下驾驶杆，让飞机减速下降，调转接头往大连方向飞去。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王仪轩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歹徒是个不懂行的人。

王仪轩不知道的是，卓长仁曾经在辽宁航空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对飞机操作十分了解。因此飞机刚掉头飞了一分钟，他就从方向仪上发现了不对，拿着枪敲着王仪轩的脑袋说道：“不对！148度不是往北，应该是往东南方向飞！”

王仪轩无奈之下只得调整了一下方向，准备驾驶飞机前往丹东，结果飞了没两分钟卓长仁再次发现了不对，吼道：“还是不对！往东飞！”

王仪轩心想：“如果往东飞就到平壤了，在平壤降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老老实实地驾驶着飞机向平壤方向飞去。

上世纪的民用飞机

飞行途中，程梅带着中国医科大学的张荫昌、张文范两位教授来到驾驶舱，为两位重伤员做了急救。卓长仁拿过一个沾着伤员血的毛巾来扔到驾驶台上，对王仪轩说道：“你小子最好别耍花样，要不然我们一块同归于尽，反正我们如果不能在汉城落地，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还不如一起死！”

过了一会儿，飞机就飞到了平壤上空，王仪轩看到平壤的一座机场后，准备驾驶飞机降落，卓长仁看穿了他的心思，再次拿起枪狠狠的敲了敲他的头说道：“拉起来！往南飞，再不拉起来老子打死你！”

平壤

按照空中反劫持预案，飞机一旦被歹徒劫持，机组成员首先要“迷惑对方”，如果迷惑失败，就要和歹徒进行搏斗，如果搏斗失败的话就当“一发红色炮弹”。现在在平壤降落的“迷惑方案”已经失败了，王仪轩虽然有心当“一发红色炮弹”，但飞机上不只是有他们9名机组成员，还有90名普通乘客。

王仪轩必须要为乘客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因此，经过心理斗争后王仪轩决定驾驶飞机飞往汉城，飞机到汉城安全落地后，国家会通过外交途径和南朝鲜取得联系，把大家接回去的。

12点25分，飞机飞过了三八线到达了韩国境内，韩国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这架非法入境的飞机，韩国空军地面管制中心立即通过国际航管频道向飞机发出呼叫，要求飞机亮明身份，结果没得到任何回应。

韩国空军因此认定这是一架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赶紧向总统府警护室打去电话做请示，之后迅速命令两架F-4战斗机紧急升空引导客机降落。

在韩国空军的“护航”下，王仪轩看到了一个小型机场，他和和长林决定就在这个机场降落。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机场是驻韩美军专用的春川军用机场，是用来起降直升飞机的，因此跑道又短又窄，只有1260米长，25米宽。

驻韩美军

而296号客机是一架英制“三叉戟”客机，跑道最短也要2千米长，45米宽，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是顺风，飞机想要停稳就需要更长的跑道。

好在王仪轩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巧，飞机顺利地停在了跑道上，他看了看时间：13点15分。

就在飞机停在跑道上的同时，数辆美军大卡车开了过来将飞机团团包围，卓长仁拿着枪走到舱门口对美军宣布要和台湾当局所谓“驻韩大使”见面。

在歹徒们看来，韩国和台湾当局有所谓的“外交关系”，肯定会愿意帮助台湾方面把自己等人弄到台湾去。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在韩国政府看来，歹徒们的劫机行为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萨拉热窝事件”那种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再者说，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哪个分量更重，韩国人心里清楚得很。所以他们只是派出谈判人员和歹徒们打太极，就是不肯让他们见到台湾当局所谓的“大使”。

5月5日下午5点，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民航机构间的通信系统向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发去了一封电报，当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局长金哲镛看到电报开头写着的“大韩民国”时，内心是十分兴奋的，毕竟这也算是中方第一次叫韩国的正式国号，而不是“南朝鲜”。

中国代表团

在这封电报中，中方请求韩方务必确保飞机和机上乘客的安全，金哲镛立即向青瓦台方面作了报告。韩国还没来得及回函，中国又再次向韩国发去电报，提出中方将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与韩方直接商议此事，韩方回函予以了同意。

5月5日晚8点20分，韩国方面表示同意安排卓长仁见台湾方面的“大使”，但卓长仁等人必须先下飞机，韩国会“尽快安排”见面事宜。

卓长仁虽然知道这是韩国方面的缓兵之计，但他和他的同伙又累又饿，于是同意了韩国人的条件。

受到热情接待的中国乘客

晚9点，飞机上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被韩国政府用大巴送到了春川市观光旅游宾馆和色六宾馆，在韩国好吃好喝得住了5天后，所有的中国旅客和9名机组成员乘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受到了200多名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等重要领导也亲自赶去机场，对安全回国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和欢迎。

将中国乘客和机组成员欢送走后，韩国汉城地方法院于5月24日正式对卓长仁等6名劫机犯进行了审判，在庭审过程中，卓长仁等人为了不被遣返回大陆撒泼打滚，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劫持飞机的犯罪分子”，他们的辩护律师也诡辩称“这些人劫持的飞机是从韩国领空外进入韩国的，所以不能按照韩国的国内法定罪。”

汉城地方法院一审认定6人犯有“危害航空安全罪”，念在几人有“自首情节”，故判处卓长仁和姜洪军两名主犯10年有期徒刑，另外4人则判处7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后，一些由美国支持的所谓“人权斗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坚称这些歹徒是“自由旅行者”，台湾当局也叫嚣这些歹徒是所谓的“归顺义士”，强烈要求韩国政府将他们“无罪释放”。

接受提审的姜洪军（右1）

在这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团伙的无理取闹之下，不堪其扰的韩国法院最终改判卓长仁6年有期徒刑，其他歹徒的刑期也在4至5年之间。

台湾方面仍然不死心，多次派人前往韩国和韩国政府交涉，韩国方面因此于1984年8月13日决定将6名歹徒提前释放，并将他们遣送去了台湾。

台湾方面对6名歹徒的到来十分欢迎，认为他们是所谓的“义士”，当场奖励了给了他们每人250万新台币的“安家费”，不但如此，蒋经国还亲自“召见”了他们6个歹徒，并专门指示“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要他们保证这6人今后在台湾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六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很快，卓长仁就被安排到了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里面去当“研究员”，其他人也得到了优渥的工作。

结果没过几天，卓长仁等人就跟台湾当局表示“自己不适应在台湾的生活环境”，蒋经国知道他们6个就是想要钱，于是又给他们每人发了500万新台币的“生活费”。

卓长仁等6人刚到台湾时可以说一时“风光无两”，被台湾当局拉去举办了上百场“演讲”，但好景不长，750万新台币很快被他们挥霍一空，而他们6人又没什么真才实学，很快就丢了工作。

随着两岸关系开始缓和，卓长仁6人最后的利用价值也消耗殆尽了，察觉到台湾当局态度变化的6人发出了威胁：“信不信我们回大陆去？”

台湾当局当即像抛弃垃圾一样抛弃了他们6人。

刚到台湾的6名劫机犯（左起）：姜洪军、王彦大、卓长仁、安卫建、吴云飞和高东萍

1991年7月，因为投资期货买卖亏的倾家荡产的卓长仁和姜洪军以“中介土地买卖”为由，将台湾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25岁的儿子王俊杰，叫到了卓长仁在台北县淡水镇的家中残忍杀害，后将尸体放入了一辆白色小轿车的行李箱中抛弃。

之后卓长仁以“石医师”的名义给王欲明打去了一通勒索电话，说如果不交5000万新台币的赎金的话就撕票。

台湾警方迅速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并于同年11月将卓长仁和姜洪军逮捕归案。

被押往死刑场的卓长仁

对于要不要判处这俩“义士”死刑，台湾法院来来回回吵了近10年，直到2000年9月22日，台湾省所谓的“最高法院”才最终决定判处卓长仁和姜洪军死刑，他们二人于2001年8月10日正式枪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