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抗压能力差不是情绪不好孩子是病了儿子因抑郁症去世的第九年

演员尚于博，2011年因抑郁症离开人世。受访者供图

捏着准备好的一摞材料，戴上花镜，表情淡然。

毛爱珍放下手里抱着的电脑，从抽屉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各种材料，披上披肩，疾步过来自己敲定拍摄流程。

这不知道是第几次接受媒体专访，她心里早有预期，即便采访提纲里没有提到儿子那部分经历，接下来一定还是会被问 。“一次次提起就是一次次不舍的痛楚回忆”，但她知道母亲丧子用后半生致力于抑郁症防治宣传的故事，是最有力的载体。

今年，毛爱珍65岁；她最珍爱的儿子尚于博因抑郁症离开人世的第九年；创办尚善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抑郁症防治知识宣传的第八年。

9月中旬国家卫建委发布抑郁症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80%，抑郁症就诊率提升50%，让毛爱珍感受到自己在做的事情，越来越有前景和希望。

2001 年，毛爱珍陪18 岁的尚于博参加完艺考，拿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好成绩后出来游玩。受访者供图

天使儿子走了

“妈妈，我好像得抑郁症了……”去往片场的车里，空气突然凝固。

“但是我看了医生，吃了药，已经好了。”26岁的尚于博迅速收起脸上的沉郁，弯起眼睛对妈妈笑。

2009年5月，作为演员的儿子第一次向毛爱珍提起患抑郁症的事情。“是拍戏太累了吧？”虽然有些担心，但毛爱珍相信，生来阳光开朗的儿子不会被“一种听起来像是情绪不好的症状”困住。

从小尚于博都是妈妈眼里的天使。6岁时夏天，毛爱珍和两位好友带着孩子们游泳，大人给孩子买了可乐，尚于博一直握在手里，“博儿你不渴吗，还是不爱喝可乐？”尚于博看着泳池里的妈妈说：“妈妈可能也渴了，我留给妈妈喝。”毛爱珍游上岸将儿子抱在怀里，“我的博儿是个善良的天使。”

“儿子，怎么样，你现在快乐吗？”“我现在非常快乐！”接下来，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毛爱珍看来，儿子的学业事业一直十分顺利，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剧不同类型作品每年都有产出，毕业四年从配角一步步稳扎稳打成为主角，到2011年更是有《杜拉拉升职记》《娘家的故事》《瑶山大剿匪》等多部电视剧轮番在卫视播出。

一切看起来都太美好，毛爱珍几乎已经要忘掉儿子患抑郁症的事情。

2011年7月中旬，新戏杀青的尚于博带父母欧洲旅行。瑞士爬山时，尚于博在前面唱着歌，转身看着幸福的父母，歪头开玩笑，“我有那么好吗？”

9月30日，和父母一同到北京昌平郊游，尚于博拍了很多野生游鱼的活泼照片。

10月2日上午，尚于博到西宁参加川藏自驾游，飞机落地妈妈收到短信：放心，已到西宁，我爱你！

10月23日中午，尚于博跟妈妈说，有3部戏找他拍但拿不定主意，母子俩反复讨论，最后还是抓阄做了决定。

10月24日下午，毛爱珍开车送儿子到电视剧《瑶山大剿匪》首映发布会，临分别，捋了捋儿子额前的头发，目送他走进演播厅。

10月25日中午，尚于博站在了楼顶，跟好友的电话里他说，“我在观景，我看到一片很美的景色。”

毛爱珍和儿子尚于博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抑郁症，为什么？

“我今天又看了一遍《海峡往事》爽！”“健身完看着肌肉很快乐…”“爬山时看到怒放的山花很爽，晚餐美味，很开心。”“在川北草原上奔驰，郁气一吐而空！”……

从2009年开始，尚于博遵医嘱，开始写快乐日记，记录下他为与抑郁症抗争所做的努力。再次整理儿子的东西，毛爱珍发现了不为他人所知的另一条尚于博时间线。

2009年5月29日，尚于博的病历上写着“近一个月睡不着觉，情绪焦虑，有抑郁状态”。拍戏时总犯困、记不清台词、注意力难以集中。药物副作用开始出现，镜头里自己的脸越来越浮肿。

医生告诉他这病治愈很难，药物治疗外，要配合旅行、健身、写快乐日记等多种方式进行。尚于博坚持跑步，常常泡在健身房，让自己做一些难度极大的训练项目。开车去机场，尚于博两个小时还没到，途中甚至开进了玉米地里，一度迷路。

2011年7月带父母外出旅游前，尚于博抑郁症复发，此后四个月不断加剧。

9月20日，尚于博本应到经纪人彭珊家里参加派对，却拐到另一个小区，上了顶层。突然清醒后怕，却怕父母担心，对这事只字未提。

10月初与好友自驾西宁游，在青海贵德的温泉里，尚于博躁郁症发作，开心得哈哈大笑，大喊“我好了！我好了！”。

10月23日，尚于博找母亲决定选择哪一部新戏合作，那时他已经重度症状发作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10月25日，28岁的尚于博做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决定。

“不是抗压能力差，不是情绪不好，孩子是病了，是不由自己决定的病了。”毛爱珍急于想向世界通告。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约有3亿多人患有抑郁症，我国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达6.8%，约有9500万人，2020年抑郁症成为人类第二大疾病。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为抑郁症自杀。在15~34岁青壮年人群的死因中，自杀是首因，其中60%~70%的人患有抑郁症。

但我国对抑郁症的医疗防治还处在识别率低的局面，地级市以上的医院对其识别率不足20%，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而且，抑郁症已开始出现低龄化趋势。

2019年3月，尚善公益基金会举行“抑路前行”项目全国合作伙伴交流研讨会。受访者供图

“要帮助更多人”

毛爱珍将基金会定位在抑郁症防治知识普及。

以高校为起点，传递一套五本相关图书，包含李兰妮捐赠的7500本抑郁症经历图书《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以及毛爱珍亲自参与编写的《关爱精神健康抑郁症》认知手册。基金会得到了越来越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与资助。

2018年至2019年，尚善公益基金会开展活动1000多场，服务抑郁症患者近10万人次；94家机构组织合作入驻，发放抑郁症认知手册11.4万册；为北京和上海地区140名患者提供医疗补贴。

“也要看到，目前抑郁症还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的问题，这其中也包含污名化现象。”毛爱珍还记得前不久参加一场有关抑郁症防治的活动，患者一家三口在现场大吵起来。正在读大学的女儿重度抑郁以致无法完成学业，母亲哭诉丈夫日常对孩子关心太少，父亲却强力要求女儿不得休学，“大学文凭都没有，以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一个个类似又不幸的故事不断上演。

但毛爱珍也看到了一些曙光。今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大家看作国内第一份关于抑郁症防治的专门性文件。《方案》确定试点地区到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0%，抑郁症就诊率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对抑郁症识别率提升50%。

“我能感受到他给我的力量”，儿子离开对毛爱珍来说不代表一切消失。

毛爱珍在儿子手机里看到一条短信。2011年，尚于博为一位尘肺病人捐赠衣物，并汇款了两千块钱，寄出去后他给经纪人彭珊发短信说，“帮到赵文海我很开心，以后凡是有这样的信息，你转给我，我要帮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