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当自强振兴中华勇担当缅怀外公宋聿修追随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岁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以前每到抗日战争重大纪念日的时候，家里都会收到国家给外公追授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所以，值此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时刻，我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老人那段艰苦光荣的战斗岁月和历程。

外公宋聿修，1906出生，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陆军大学第9期毕业。其后长期追随冯玉祥将军，参加北伐和抗战，少将军衔。解放后任河南省开封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开封市委主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1992年1月17日因病去逝。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在1993年为《宋聿修回忆录》题写序言时，这样评价我外公：

“聿修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青年时期，他目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与腐败，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爱国思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历任国民军骑兵第一师参谋、团副，冯玉祥部教官、高参，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参谋处副处长，国民党军委会少将高参，第二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聿修同志追随冯玉祥将军，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辗转西北、华中、西南、中原等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几十年来，聿修同志为河南地方民革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民革中央委员，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被誉为中共的挚友和诤友，爱国人士的杰出代表。”

近来，又重读外公生前留下的回忆文稿，对于他生于忧患、戎马驰骋的抗战岁月，又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认识。

外公出生和成长的20世纪初，满清王朝内忧外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日本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乘虚而入，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非法权益，并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从此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历经数十年的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血与火的较量。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时年19岁、正在高小任教的宋聿修便怀着“经历风雨，反帝救国”的信念，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了冯玉祥和张之江创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从此开始了戎马半生的军旅生涯。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冯玉祥将军在为新生们进行开学训话时讲到：“我们四万万人的国家，被几千万人的国家，几百万人的国家，欺辱得连猪都不如，连狗都不如。我们不该觉悟吗？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奋图强，拿起武器，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以救国家，以救人民！”。如此豪言壮语，深深地刻在了外祖父这个学生新兵的脑海里。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将军在鹿钟麟、宋哲元、方振武、于右任等人的拥护下，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并以联军总司令的身份主持了五原誓师，宣布率国民联军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外公等部分同学也被分入骑一师随队参战。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外公又通过考试选拔被录取到陆军大学学习，时任校长为蒋介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宋聿修和同学们听到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并强烈谴责“不抵抗主义”。 1932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宋聿修又回到冯玉祥身边工作，先后在汾阳、泰安等地进行抗日活动，后经冯玉祥同意，到吉鸿昌旧部张印湘的第三十一师当了一年多的中校参谋。

1933年，冯玉祥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联系旧部、筹组抗日同盟军，并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全国，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宋聿修在第三十一师劝说部分旅、团长参加抗日未果后，于1933年6月上旬离开三十一师到达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并就任同盟军参谋处副处长。

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的威逼利诱，原本有意随冯将军抗日的将领和部队，很多都打了退堂鼓。正式加入同盟军的主要有：佟麟阁、方振武、张人杰、彭国政、支应遴、吉鸿昌、阮玄武、孙良诚、邓文、刘桂堂、李忠义、黄守忠、高树勋等部。具体为：

1. 第一军佟麟阁部，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彭国政，第二师师长支应遴。约五千人；

2. 抗日联军方振武部，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张人杰，第二军军长阮玄武。约七八千人；

3. 北路军吉鸿昌部，约三千人；

4. 挺进军孙良诚部，约三千人；

5. 第二十路军邓文部，约五六千人，多为骑兵；

6. 第十七军刘桂堂（刘黑七）部，原土匪部队，约三四千人；

7. 第十六军李忠义部，原热河义勇军，约四五千人；

8. 第十八军黄守忠部，原热河义勇军，约四五千人。

另外，再加上战韬、今典戎、高树勋、马荣五、陈连富等人临

时招募的队伍和崔贡琛的警保队伍等，总共参加同盟军的武装部队约有五六万人，枪支约占半数。

这其中，除了佟麟阁部和方振武部的张人杰军是比较正规的部队，战斗力较强外，其他如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等部，都是临时拼凑组建，而邓文、刘桂堂、李忠义、黄守忠部则是由东北和热河转战而来，战斗力和士气都是一般。

冯玉祥根据队伍人员和武器状况，感觉到要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对队伍进行整训。于是就命外公所在参谋处负责安排各队伍进行轮训，进行爱国教育和风纪整顿。之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为后续收复失地的战斗做好了精神准备。

当时，中共先后派遣张慕陶、柯庆施、武止戈、宣侠父、许权中等人到抗日同盟军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宣传作用，冯玉祥旧部中的共产党员，如吉鸿昌、崔贡琛、张克侠、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张公干、李景合等，也都在训练和作战中起到了模范先锋作用，宋聿修也跟共产党人有了初步的接触和认识。

1933年7月7日，北路军吉鸿昌部围攻多伦，战事激烈，久攻不下。冯玉祥遂于10日致电前方将士：“今日之事，进则具生，退则具死，死固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吉鸿昌部接电后士气大振，经过强攻智取，于7月12日攻克多伦，首传大捷！其后，同盟军乘胜而战，一举收复察北四县，并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誓言全面驱逐日寇。

但是，抗日同盟军的声势渐起，却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开始不断造谣污蔑、极力贬低同盟军的胜利，妄图消减同盟军在全国人民中与日俱增的抗日影响。同时调集军队、派遣特务，开始威逼利诱，瓦解同盟军，同盟军因此大受影响。内外交困之下，冯玉祥考虑再三，不得已同意由其旧部宋哲元回任察哈尔主席，收编同盟军的折衷方案。冯玉祥则通电下野，外公等部将和其他侍从人员于1933年8月15日随冯玉祥家人一同返回泰安，开始了几年的隐居生活。

在此之后，方振武、吉鸿昌等部曾继续坚持抗敌，最终被何应钦部包围击溃，方、吉逃亡。吉鸿昌避居天津后，仍不放弃抗日，并暗自联络关麟征、黄杰等部，想邀冯玉祥重新出山继续领军抗日，但被国民党发现并诱捕于天津租界。蒋介石赶在冯玉祥发电求情营救之际，急电何应钦处决了吉鸿昌，吉鸿昌将军慷慨赴死，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生死绝句。抗日同盟军的希望火种也就此渐渐熄灭。

1936年8月，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人来南京，要求在河北省修建国防工事。经国民政府军委会研究，决定在保定-沧州之线和石家庄-德州之线，修建两条国防工程线，并派遣已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的宋聿修和军委会上校参谋董书鸿，一起去第二十九军进行现场侦察设计。二人随即赴华北与二十九军两位参谋一起开始了几个月的化妆侦察，并于1936年12月完成了侦察报告和国防阵地线的要图以及各据点设计图。报告交给第二十九军和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的慵懒贪腐以及“西安事变”突然爆发的影响，这个对于华北防线至关重要的国防工程，没能得以实施，实为一大憾事！

1937年，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熊斌根据骑七师师长门炳岳的请求，委派宋聿修去骑七师担任参谋长。外公在当面请示冯将军后，于5月上旬离开南京北上，到第七骑兵师驻地卓资山赴任。

骑七师属中央军，是何应钦手下的王派骑兵师，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部队都配有进口钢盔，被老百姓称为“铁帽子骑兵”。

“七七事变”爆发后，骑七师即接军委会命令，投入对日作战。1937年8月10日，奉命挺进察绥边境，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向商都、尚义、化德等地日伪军发起进攻，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部分失地。8月末，张家口失守，傅作义率部退守雁门关，骑七师也接获命令可退入山西。但外公认为不应该轻易放弃绥远，将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寇，于是建议门炳岳、刘凤岐电请何应钦要求留在绥远继续抗敌，并随即获得军委会的批准。骑七师随后扩编为骑六军，开始与敌辗转周旋作战。不久，骑六军又接傅作义电令进攻包头，以配合台儿庄之战。骑六军这样一路转战奔袭，直到1938年五月。

后来，骑六军建制被架空，外公也就此脱离骑六军到达武昌，重新回到冯玉祥身边工作。在冯玉祥身边工作期间，外公与作家老舍、画家赵望云等相识相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当时，外公西北陆校的同学王梓木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负责中共领导人和冯玉祥之间的联络工作，他送给外公《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在重庆期间又引荐外公与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地叶剑英将军相识，使外公对于共产党人的抗战理论和抗日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更加坚定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也为外公后半生与共产党的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8年10月，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湘桂黔各省检阅补充兵部队，宋聿修被委任为军委会少将高参随行，并具体负责检阅部队工作，历时几个月，行程遍布湘桂黔各地，最后抵达重庆。

1939年7月，经过台儿庄血战后部队损失惨重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携第三十军副军长鲁崇义来重庆拜会老长官冯玉祥，同时邀请宋聿修到第二集团军工作。考虑到第二集团军是台儿庄战役的荣誉之师，又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冯将军旧部，所以在请示冯玉祥获批后，外公于1939年秋到达河南焦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被孙连仲委任为第二集团军少将高参兼参谋处副处长，从此在第二集团军开始了六年艰苦卓绝的中原抗战征程。

此时，第二集团军同第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九以及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统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1940年5月，日军集结几万兵力，于湖北、河南一带向第五战区正面进犯。张自忠率部试图包围进犯襄樊之敌，遭敌主力反扑，张自忠率部坚守抗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张自忠阵亡后，李宗仁将张自忠部临时划归孙连仲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统一指挥，宋聿修随孙连仲骑马奔赴湖北前线，与张自忠部和其他各部将领联系部署，稳定了战局。

1943年，蒋介石电调孙连仲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刘汝明接任第二集团军司令，宋聿修接替崔贡琛任第二集团军总部参谋长。1944年，日军为挽回败局、垂死挣扎，发动了以打通中国交通干线为目的的豫湘桂会战。第一战区汤恩伯部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对阵强弩之末的日军，却被敌军击溃退而退守伏牛山，河南的大部土地被日军占领，第二集团军各部被迫在南阳附近与日军展开拉锯作战，直至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8月20日，宋聿修随第二集团军奉命赴许昌接受日军独立第九十二旅团和一个铁道警备队的缴械投降，第二集团军地抗战使命就此完结，外公也结束了从参加抗日同盟军开始至全面抗战结束，长达12年的抗战生涯。

回顾外公戎马半生的抗战历程，可以看到，他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中国，经历了旧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转变，见证了中华民族因为贫穷落后而受人欺辱的血泪历史，了解到了旧政府、旧军队的派系相争、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亲身参与了中华民族抗日卫国的伟大斗争，并最终与四万万中华儿女一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此，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只有团结一心，奋发努力，强国强军，不断发展壮大，才能无愧于祖先、无愧于人民，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大业！

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处在艰苦奋斗、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又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谨记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勿忘国耻，牢记革命先辈的历史功勋，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尤其是我们作为一名民革党员，更应该不忘和作初心，坚守历史使命，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伟大事业，团结各界力量，不懈努力，为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努力奋斗！

注：本文主要历史资料均出自宋聿修生前所著回忆录和其他文史专著，如有同其他历史资料有出入之处，还望批评指正、求同存异。

附：宋聿修简介

宋聿修（1906--1992），少将。河北枣强人，生于1906年2月25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陆军大学第9期毕业。

宋聿修长期追随冯玉祥将军在西北军任职，1932年任第30军31师中校参谋，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参谋处副处长，后随侍冯玉祥隐居泰山，1935年9月任参谋本部第2厅6处1科参谋，1937年5月任骑兵第7师参谋长、骑六军参谋长，1938年春兼任绥西军官训练班总教官，5月专任冯玉祥随员、少将高参，1939年10月任第2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兼参谋处副处长，1940年8月任第2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1943年任第2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12月任第4绥靖区参谋长，1947年退役，后任第4绥靖区总参议，1948年夏任冀南行署副主任兼警保处长，未就职，并参与策动刘汝明起义工作，10月28日在开封迎接解放。后参与河南民革组织创建工作，任河南省开封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开封市委主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协委员。1992年1月17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