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没有完结的十日谈正是我们如今的处境

千百年来，中国人似乎更习惯歌颂群体意识明确的宏大叙事，我们活在对「集体」的崇拜和荫蔽之下。疫情当前，集体的力量固若金汤，而每个为集体奉献了力量的个人也教人尊敬。作家杨好在今天的文本解读中，选取了出版于 14 世纪的杰作《十日谈》。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在 1353 年前后写就了被后世誉为「欧洲第一部现实主义著作」的《十日谈》。书中的故事来自佛罗伦萨城瘟疫浩劫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他们以「说书人」的身份讲述着黑死病肆虐下的悲剧或笑谈。薄伽丘借用「他者」的口吻，以人间故事质疑、对抗天主教会疑。借由文艺复兴中闪烁的人本之光，我们希望它能折射至几百年后的现世：对个体情绪和需求的尊重，以及保持对公共体系漏洞质疑的权利。

瘟疫，戴着一幅完全让我们无法琢磨，却时刻引发着惊恐的模糊面孔，在未可知的日常生活中无声潜伏，继而伺机爆发。信息时代带给我们最大的答案也许就是用延绵不绝的焦虑开启焦虑循环。从 1 月 22 日晚上开始，我下载了一个时刻更新全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数数据的小程序。很快，疫情的信息渠道铺天盖地。恐慌，担忧，感动，愤恨，焦急，怀疑……所有由此产生的情绪都伴着强大的无力感一涌而上。正因为我们没有人能从中脱身，所以可能的传染才具有强大的不确定性。

最早用虚构方式开启瘟疫焦虑循环的大概是六百多年前的《十日谈》。这几天把它又翻了出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从头到尾」，是说从引子开始看起，一直到最后的跋。尽管在阅读过程中不断闪现当下现状与几百年前的大文本无数重合的瞬间，薄伽丘在引子和跋的叙述里一直提醒着阅读者：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故事。《十日谈》，是在两周内用十天时间讲述的一百个故事，讲故事的人是佛罗伦萨城的七位女青年和三位男青年。他们刚刚经历了佛罗伦萨城里黑死病的肆虐浩劫，这几个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在空荡荡的城市里相遇后，一起逃到城外的小山上，用每天讲一个故事的方式遣兴，或者换一个词，去面对被打乱的日常生活。讲完了这一百个故事，也就是两周之后，这群人重新回到了生病后的城市。 是的，《十日谈》其实是在现实中虚构的虚构：这一百个故事是虚构的，讲故事的人们也是虚构的，这不是一场实录。虽然后世很多传染病学家和社会学家确实会参照薄伽丘在《十日谈》里对「黑死病」的描写作为当时社会病理学的真实参考，也确实，薄伽丘在引子的开头形容了击败佛罗伦萨的「黑死病」，但真正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六百年前的状竟在现着我们的今天：

城里各种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措施也执行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卫生，人传人，隔离，诡异迅速 —— 传染病击溃人类的方式似乎并没有变化，传染的恐惧和弥漫也似乎没有改变。薄伽丘还写到，传染的不断扩散不仅仅是疾病本身的缘故，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的回避与被激发的自保而产生的极度个体防范导致死亡从局部蔓延到整体，城市濒临陷入无人监管的绝境。

到此为止，《十日谈》若仅仅止于实录描写，就不是《十日谈》了。其实《十日谈》大概在 1353 年左右写完，也就是「黑死病」结束后薄伽丘才动笔写的这本书，而书中这一百个故事有很多是他之前记录积累下来的故事。短篇小说也好，所谓「最早的现实主义批判」也好，有趣的是薄伽丘将自己记忆中的「黑死病」作为了早已蓄势待发的一百个小故事的背景，还找了十个从「黑死病」手下死里逃生的青年男女作为虚构和假装的叙述者。那疾病和虚构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这一百个小故事有一些像中国的《三言二拍》：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故事是由「说书人」讲的，所以这些故事基本是按照完全顺序的讲述方式，也没有多少描写和形容，就是马上说清一段经历，一个结局，一个道理。这样的叙事特别像道德说教，往往是在讲应该做什么，但是《十日谈》里关于故事道德的维度却异常多元。这些故事随着每天的不同主题也在变换，比如喜出望外的故事，凭着机智如愿以偿的故事，有情人战胜一切的故事，妻子欺骗丈夫的故事，互相捉弄的故事等等。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故事都是和神父或者教会相关，往往是神父受到惩罚或者是悔过，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着文艺复兴那套逻辑去解释 —— 薄伽丘所处的时代，正是教会权利与人性解放交替的时代，薄伽丘是借故事的口表态罢了。但如果还是回到薄伽丘设置「黑死病」背景的原因，也许有一个新的解释生成：传染病刺激了社会生活的改变。

除去为了预防传染病人类所做的显而易见的集体行为，在传染病到来的时候，社会生活其实像一个巨大的人体免疫系统一样高效工作，将整个系统的优点和弱点同时极速集中地暴露了出来。此时，权威在承受高度注意力的同时也在经受高度检验。我们今天面对传染病，虽然不断发展的科技时刻警惕并抵御病毒蔓延，但信息时代却让我们每个人处理个人信息的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白噪音无所不在。有一点也很致命，我们因传染而产生的反反复复的恐惧和希望。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人陷于困境，又往往无能为力，所以才轻信。

轻信希望或是轻信死亡，这两者最终导致的结果出奇地相似，这是一种《十日谈》式「劫后余生」的典型个人伦理。是的，在《十日谈》的末尾，这十个讲故事的青年男女又回到了佛罗伦萨城，他们又将面对横尸遍布的空城，他们讲的一百个故事无法改变城里的现状，却敲打了后瘟疫社会伦理的悄然改变。这一百个故事里面那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之间共通的最大特点其实还不是对教会的讽刺，每当瘟疫疾病来临的时候，当政者一定会受到免疫系统集中式的审视，这就如同人体自卫现象一样。

每一次瘟疫，确然地，人们一定会将世俗和日常再次作为心灵解药。在恐慌期间和隔离期间，每个人的孤独所需要的安慰剂是最日常的秩序，这就是这十个男女在佛罗伦萨城外的小山上所讲的那么多的故事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那个时代悄声的性启蒙。只有亲密关系的恢复和活力，能在传染肆虐的时候带来人类生命潜意识里不断繁衍的快感，这是瘟疫期间最大的心灵安慰剂。对了，十四天里除了「十日谈」，另外四天有一半时间在唱歌，另一半时间是不做任何事情的安息圣日 —— 薄伽丘的时代，虚构和想象的故事以及不讲故事时候的娱乐极大地平复和缓和了希望的日常危机；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面对的虚构和想象除了各种形式承载的故事，还多了实时播报的信息以及社交媒体，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最大虚构。这个「虚构」自然不是编造的意思，更多的，是一种处境和时刻，是在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我隔离中，确保自己的另一种应激反应事出正确，得到默许。

心灵的另一面由此产生的还有偏见。当然，偏见无处不在，即使在没有瘟疫和传染病的时候，偏见依然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消失的恶疾之一。尤其当瘟疫到来时，偏见会带着不同的种族，民族，社会，道德问题一哄而上。14 世纪开始就是这样：当时整个欧洲都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死亡率是很不相同的，一些地区似乎能逃脱致命的传播，而另一些地区似乎会更严重，而且正如《十日谈》在开头部分注意到的一样，即使是基督教修道院或者是社会上流人士，也无法逃过此劫，有的甚至在死后遭到强盗入室洗劫财富。但是，与基督教相比，犹太人的死亡率明显要小很多，这当然与犹太人由于宗教而看重的卫生医学习惯有关系，然而这样可能的区别在当时就变成了犹太人与魔鬼合谋的说法。没有感染的由于偏见成为被诬陷的加害者，而感染源头在哪里也称为偏见的繁殖场。薄伽丘说这场黑死瘟疫的源头「在东方」，讽刺的是，在 15 世纪之前，几乎 95% 的美洲土著是被欧洲殖民者所带来的天花，麻疹，流感，鼠疫这些传染病杀死的，18 世纪英国殖民者又将瘟疫病菌带去了澳洲，同时，这些原著民地的疟疾和其他病菌也不断回流西方。疾病的流行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从来不是魔鬼的诅咒。疾病的流行就像一张弹性无边的大网，笼罩着全体人类，没有出口以供任何人逃脱。

「我承认，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薄伽丘在跋中写道。此时我们意识到，创造了虚构十日百故事的薄伽丘也活在「黑死瘟疫」的劫后余生中，他是恐惧与希望的亲历者。《十日谈》里的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萨鲁佐侯爵娶了农家姑娘为妻，为了试验妻子的贤德，佯作遗弃她考验她，最终在考验过后尊称并肯定妻子为农家姑娘的故事。翻到最后一个故事的时候，诚实地说，读者一定已经习惯了《十日谈》的节奏和转折，最后的结束是大团圆，也是一个平等对话与社会生活的日常寓言。而当此刻真实发生的困难险阻似乎就要过去的时候，是否就是我们期盼的「大结局」？或者依旧是「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