牝鸡之晨中国34男主34政治语境下的34女主34

纪录片《中国》在讲述汉武帝缔造强汉的过程中，以占据相当分量的篇章表现了汉武帝与其祖母窦太后的矛盾冲突。按诸史料，窦太后本汉文帝之妻，历经三朝，在孝景、孝武之世的政坛上都屡见其名。武帝即位之初，"乡儒术，招贤良"，预备改正朔、易服色，而"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这便是纪录片《中国》所本之史料。

在中国历史上，如窦太后这样的"母后"之身而干预朝政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女主"。从史实来看，窦太后或未达到女主的地步，但其以女性之身，干预枢机，却是不争的事实。女主，或者是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参政，在中国男权社会的历史上，可谓一种独特而普遍的政治现象。单以汉朝而论，西汉初的吕后就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女主"，班固著《汉书》时甚至将高后吕雉列入帝王本纪之中。东汉则更是诞生女主的"温床"。那么，在以父权为核心的古代社会，女性本应被排斥于政治体系之外，女主又何以不绝于史？

影视剧中的吕雉

一、女主的产生

从历史上来看，女主指的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母后、妻妾等通过合法（奉遗诏等）或不合法（窃权）的手段把握国家最高权力。在父权社会里，女子能够冲破重重障碍，从宫闱走向朝廷，是多种文化和现实因素共同造就的。

在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基于阴阳理论产生了男尊女卑的说法，但也正是因为阴阳理论中阴阳的相生相克使男女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董仲舒在提出三纲学说的同时，也提出 "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的说法，说明在董仲舒那里，男女关系还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学者安乐哲曾经提出一种"关联性性别歧视"的说法来说明中国古代的这种男女关系。按照他的说法，从历史现实出发，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分工上的差别，"但我们仍会看到关联模式潜在的'雌雄同体'的特性。这种模式并不导致排他性，即人性的完善优先于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事实上，作为社会中"唯二"存在的性别群体，男女双方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不可能从彼此中完全独立出来。当这样相互依存的男女关系存在于皇帝与其身边女性的身上时，就有极大的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

[2: 《春秋繁露·基义》] [3: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传统中国是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里，皇帝是一个家族的领头羊，更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基于这种模式，在统治者的认知里，"国事"就是"家事"。在特殊的时期内，皇帝的女性亲属以家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就顺理成章。"虽有宫闱制度将女子局限于内廷，但是一旦需要，作为皇帝家族成员……就有可能、有权利出来主持'家务'，亦即国务，由主'内'走向主'外'，女主正由此而产生。"加之本文上述所谓的男女关系的不可分割性，使女性不会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的生活领域之外，于是后妃参政就有了合理性。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体制里，"后"不仅是皇帝的妻子（也包括母亲），"皇家"的女主人，更是"天下之母"、"海内小君"。

《礼记·昏义》中说："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可见在古人的文化认同里，是将"后"看作"母"的。在家国同构体系之下，"母"就是君。"后"对于皇帝来说是臣，而对于除皇帝以外的人来说就是君。所以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将诸侯夫人称之为"小君""少君"的现象。

[4: 杜芳琴、王政主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同样是基于家国同构理念，在统治者眼里，天下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而在财产的继承问题上，更是不愿意将其拱手让于他人，必然理所当然地将财产交给自己的儿子。但问题在于，皇家的子孙并不都是未来的明君贤主，出现几代昏庸无能、沉湎酒色，甚至智商不足的继承人都是不可避免的。或是先帝驾崩而继子尚幼，或是皇帝突然暴崩而继承人的问题还尚未确定下来，在这些情况下，"女主"登上政治舞台就显得合情合理。

根据有些学者的统计，在中国古代"母后参预政治者约计50人之多，执政约500年之久；后妃约18人，预政105年上下"，可见，母后参政现象要比后妃参政出现的频繁。

母后参政比后妃参政更具有合法性，权力掌控也比较牢固。后妃即使有各种各样成为"女主"的理由，但其本身还是一个"以色事人"的妃嫔。而母后不同，如果说后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海内小君"，那么太后才是真正的万人之上，无人之下。

在传统文化里，要求女子有三从之义，但是在"夫死从子"这一观念上却是执行得并不严格的。因为古人还有另一套价值观念，于此颇有冲突。即"孝"的伦理观念。在孝这一概念里，父与母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正是对这一说法的阐释。

即使在《礼记》中确实有明确的说法，为了维护家庭中父亲的"独尊"地位，在某些方面（如服丧），儿女对待父与母是不一样，但是母亲的地位还是要在儿女之上。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多以孝治天下，汉代的皇帝在惠帝以后，谥号里都有"孝"字，正是这一统治思想的体现。作为皇帝来说，尤其是继体立极之君，其即位之时，父亲大多已经去世（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出现的很少），而皇帝的孝更多的就要体现在尚在人世的皇太后身上。基于这种观念，加之种种理论的、现实的要求，皇太后在皇位衔接出现问题时，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代掌国政的"女主"。

[5: 杜芳琴：《中国古代女主政治略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二期，第82页。] [6: 《礼记·丧服四制》] [7: 《孝经·士章第五》]

二、女主的"典型个案"——秦宣太后

秦国自非子始邑于秦，至秦始皇扫六合而止，中经数百年的发展，不断壮大。这期间，秦人经历了几个关乎国运的转折点。其中，秦昭王时期便是历史转折点之一。秦人崛起于西部，长期处于与戎族交战的局面里。事实上，秦人在向东扩展的过程里，处于其后方的戎族往往成为掣肘秦国的一股力量。秦惠文王后七年，山东五国发兵攻秦，史载："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次五国对秦战争中，匈奴人也共同参与进来。

西戎诸部落居于秦国后方，战斗能力并不弱，所以此处所谓的"匈奴"，可能是当时在秦国西部的某支或是某几支戎族部落。虽然此次函谷关五国攻秦的战争中，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却让秦人看到了戎族对他们的极大威胁，如腹心之疾。所以惠文王十年那次秦军大举进攻义渠人的战争，很可能就是出于惠文王对西戎部落的忌惮而发动的。

[8: 同上。]

历经数十代人的努力，秦人的心腹大患——戎族，在昭王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footnoteRef:9]义渠戎是秦国西部一支力量比较强大的戎族部落。义渠在咸阳西北地，土地适宜耕种，义渠人是一种半耕半牧的生活模式。战国时期，义渠人已经开始筑起城墙来保卫自己。一举剿灭义渠，使秦人不仅得到了义渠控制之下的大面积土地，更解决了多年的心腹之患。此后，秦人筑长城来巩固西边边防，秦人与戎族的战争彻底告一段落。此后，秦人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山东六国的战争之中。终秦之世，也很少有见秦戎之间开战的记载。

[9: 《史记·匈奴列传》]

昭王时期基本将战国七大强国的成败决定了下来，面对虎狼之秦，六国已无回天之力，秦遂成县天下而臣诸侯之功。

荀子在秦昭王时入咸阳，观秦国之政，认为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所谓的"数"大概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而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之下，"数"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贤愚。秦昭王时期，昭王嬴稷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但其即位之时仅十七岁，尚未弱冠，"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秦国政治上形成君主、太后、外戚三方面共同把持的局面。这一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昭王晚期范雎入秦的时候还曾对昭王说："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随着昭王年龄的增长，宣太后在昭王初年得到的"自治"之权，恐会有所削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昭王废太后之前的四十余年里，宣太后对于秦国政治的干预应该是很深的。虽然史书中对宣太后的记载很少，对其政治活动的描述几乎不见于典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宣太后被废之前的秦国大政方针的决策是有宣太后的参与的，甚至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0: 《荀子·强国》] [11: 《史记·穰侯列传》] [12: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虽然历史的缔造者绝非某一个人或某一少数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精英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宣太后在秦国的历史上绝称得上是一个这样的"精英人物"。囿于史料，笔者无法对其政治活动进行准确的评判，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在她当政或是参政的时期里，秦国的国力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当然，这些功绩绝不可完全归功于宣太后，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了宣太后的作用。当战国诸强争霸之际，秦国也正是因为代有贤君、世有名臣才得以六世有胜，一统天下。

三、牝鸡无晨：女主的尴尬与困境

如前所述，女主的出现是传统社会一种比较频繁的现象，从理论和现实出发，女主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合法性。一方面，各朝的女性参政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这些内总枢机之政，外假人主之名的女主却也并不能阻止父权观念下的士大夫们对女性参政的阻止和讨伐。这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旋律之一。

[13: 《诗经·大雅·瞻卬》]

东周时期，学术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都对女子干政的祸乱进行了阐释。儒家自始就是反对女性干政的。《论语·泰伯》中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对于武王"乱臣十人"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即其母"文母"只是一个妇人，实际上是不应该干预朝政的，所以武王时期的贤良之臣应该只有九人。《周易》一书中提出："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认为妇人虽为君王之佐，但不应专断成事，否则就会造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混乱现象。荀子论述国家丧乱之源时，提出"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争夺贪利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的说法，认为女主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元凶首恶。法家讲究政治上的"术"与"势"，宣称权利应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这种理论自然将与国君有亲密关系的女性也排除在国家最高统治权的获得者之外。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曾不止一次地对女主干政的现象提出反对批评之声："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命，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

[14: 《周易·坤卦》] [15: 《周易·否卦》] [16: 《荀子·强国篇》] [17: 《韩非子·亡徵》]

从各代正史来看，史家们也是绝不支持女主参政的。范晔《后汉书》"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同时，他认为东汉政治动乱的原因是由于女主屡现，才造成"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务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輈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后世史书论调大概不外乎此。

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基于正统思想出发的史学家，也并不是完全否认女主的功绩。基于上节所述的理由，当国家发展到了必须有女主的存在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士大夫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女主主政的。但这种接受是基于女主的实际做法的。汉和帝皇后邓绥遭逢主幼时艰，"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而数继国统，安定汉室，在史书上不过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而一旦女主临朝，擅权专政，任用外戚，甚至于改朝自立，则是士大夫们完全不能忍受的。唐朝出现了一个武则天，以女子之身颠覆大唐社稷，改朝换代，故唐人对女主当政深恶痛绝，继之而起的宋代更是借鉴前朝，将女子参政作为国家祸乱之源，宋人所修的《新唐书》中就首次提出了"女祸"这一说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

[18: 《后汉书·皇后纪第十上》] [19: 同上。] [20: 《新唐书·睿宗玄宗本纪》]

四、结语

在"家国同构"的帝制时代，在某些时期女性参与政治甚至成为主政之人是形势所为，而女主参政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牝鸡司晨"的思想贯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女性参政在获得巨大的权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遇。是故班固曾感叹："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呜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班氏之言，虽感于西汉一代之史事。然考诸帝制全史，不亦宜乎？

[21: 《汉书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