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大师顾景舟的后人「作家徐风少见的紫砂领域书写者为顾景舟写的传记屡获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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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风 |

人 物 简 介

​徐风，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南文化学者。

每当徐风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将身体转向提问者，保持出倾听的耐心，然后用一种文雅的书面语一字一句回答着问题，当说话激动时，他还是会“暴露”出江南人的口音。

历经十几年，除了大量的紫砂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布衣壶宗》、《花非花》两部人物传记也相继出版，在长达数年的写作中，他进入了两个大师的鲜活的人生，完成了对从江南土地上而生的紫砂手艺人的文学解读。

这种理解是完全浸入式的。蒋蓉并不是徐风第一个书写的对象。但却是徐风用力最多的一部作品，12年间，修订了3次。选择传记这种文学体裁，完全是一个偶然。

当时蒋蓉八十七岁，已经行动不便，她找到徐风提出了希望由徐风来撰写蒋蓉生平的想法。徐风对两人见面的这一天印象深刻，在一个酒店里，蒋蓉坐着轮椅，”见到我她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吃了一顿晚饭以后，徐风就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采访。讲述从每天下午两点开始，徐风在蒋蓉每天午睡后到访，两人就在书房里开始聊天，一直持续到五点钟。

写顾景舟、写蒋蓉，对于徐风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意义是鲜明的。那是近一百年以来的标杆。

徐风在谈话中说起，他找到了在一个紫砂手艺人背后所构成的符号。顾景舟身后的梅兰竹菊，蒋蓉背后的民间吉祥符号，组成了通往人物内心的通道。

在进入两部人物传记的书写时，徐风采用了非虚构的写作方法，原因是在他接收到那么多沉甸甸的故事后，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他们的身世是那么波澜壮阔，你去虚构的话，你搞不好就把真东西写假了”，但同时，出于小说的写作经验，徐风认为，他结合了人物的性格命运，为人物找到了一种相配的写作语境。

在我们常见的非虚构作品中，强调对真实的还原，在叙述中克制情感、力图冷静。蒋蓉传记《花非花》的文字呈现出了一种温情的质感，在事实基础上加入了大量不经克制的主观抒情。这种在事实与情感之间涌动喷薄的激情，成为了文本上最大的特色。

徐风谈到这种处理的原因与用意，“老太太其实不太会表达，她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因此他希望通过揣摩、想象去完成那些没有表述出来的情感。

“我想记录他们从“器”走向“道”的过程，并且从器到道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在写完顾景舟的传记后，他出现了一种短暂的疲惫。他转而去写了一部以江南为主题的长篇系列散文，把目光投放到滋养紫砂成长的江南文化土壤和环境。

在紫砂界他有很多朋友。但彼此干净；他在紫砂界不担任何头衔，哪怕是“顾问”之类的角色。身份为他带来了进入当地的便利，但也反向提醒着写作的伦理边界。多年后在《花非花》书稿重新修订的过程中，徐风见到了从未见过天日的蒋蓉日记、书信、手稿，还有她珍藏的一些物品……在锋利的真实面前，“书写可能直接对某个人进行伤害，也只能退步。”

他还是决定保留一部分事实，同时也留下一些空白，“我们不能去篡改，去粉饰，我们留下一些空间。”

他的笔下频繁出现这些意象，江南的田野，劳作的人物，流动的水，静默的紫砂壶。这个空间古典，悠远，折射出江南的生活智慧，他认可这片土地，也认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与茶壶。

在这种持续的书写中，他想要去讲述的并非单纯一个英雄的生命史，更多的是建立在个人坐标背后的东西，一部更加鲜活的、浩瀚的江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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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手艺漫游计划

A = 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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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真实的书写很难

Q：您从2005年开始写紫砂。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您保持着对紫砂的书写？

A：我在观察紫砂的时候，我是一个局外人，事实上，我在紫砂里面没有亲戚，没有直接利益，我是一个爱好者，然后紫砂里有一些朋友。有的时候在我们这样的人情社会，很难，会有一些压力，你看，我在紫砂界是唯一没有头衔的人。我要保持相对的客观和公正，我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我在书写一个既定的紫砂对象，那我完全是一个局内人。

Q：书写紫砂，您最容易陷入的困境是什么？

A：第一是太熟悉了，不容易见到风景；第二是太熟悉了，太容易对号入座。紫砂这东西，不像写官场，写农村，可以把这个农村写到那个乡村，宜兴就那么一个圈子。它给我们的选择空间（很少）。紫砂壶你可以把它上升到道，实际上还是一个器，这个器背后是一个人，连接着我们当下的商业，还有价格、市场，还有众多因素，特别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掌控不了，一不小心会伤害到人。它会给我一种感觉，我要坚持真实的书写是多么的难。

Q：有多难？能举个例子吗？

A：一部《顾景舟传》的书稿，诸多权威人士都会在上面做很多眉批，各种见解，众说纷纭。你会怎么办？

Q：您认为非虚构的边界又在哪里？

Q：您在何时会感到书写的无力？

A：写《布衣壶宗》的时候，我采访了七十多个人，录音就有两百多小时。我基本能确定他们的性格坐标。很多人性格决定命运。越采访的多，就越感觉……我得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提问是肤浅的，得到的回答也只是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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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舟和蒋蓉的背后各有一堵墙

Q：为什么选择书写顾景舟？

A：书写顾景舟，我有几个阶段。我一开始觉得顾景舟是我们这个时代话语权很强的一代宗师。我们当时其实没有读懂顾景舟，或者无法解读顾景舟。二十年以后，等我写了很多紫砂作品，回过头来时发现，当代紫砂写来写去是绕不过顾景舟的。所有的紫砂壶你在寻找一个起点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望当代七个老艺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顾景舟。经过很多年的紫砂书写，你就到了一座高山脚下。你是不能绕过去的，如果你不想放弃，你必须得爬山。

Q：采取传记的形式，经过了什么样的考虑？

A：他们的身世是那么波澜壮阔，你去虚构的话，你搞不好就把真东西写假了。所以我选择了用传记的方式来写作。传记是我的一种工具，我用了就拿起来，也可以放下。

Q：听说您是先书写的蒋蓉，为了呈现一个女性手艺人的一生，您当时经历了什么？

A：2005年的时候，蒋蓉当时身体还很好，但是行动已经不方便了，她托了人来找我（说），我都八十七八岁了，我觉得一生要有个交代，希望能够徐老师来帮我写一个传记。我们当时在酒店见面，她还坐着轮椅，见到我她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我们聊天。

我对她进行采访是三个月，我记得那是夏天，基本上每天下午到了三点以后。她睡午觉起来了以后就在书房等我，我就过去采访。每天两三个小时到五六点钟，我再离开。采访了三个月以后，她还给了我一张路线图，告诉我你还要去找哪些哪些人，你找她们再聊聊。

A：她是一个女性，我认为我要用一种能够配得上她的语言，来写这个人物。我通过跟她的交谈，看她的作品来揣摩出设定了一种语境，因为她是做紫砂壶的花器，我的文学语言应该要跟她的作品打通。

Q：实际上，这两部传记的写作时间，是蒋蓉在前，顾景舟在后，在前前后后这些年中，您认为您书写传记，是在向读者传递什么？

A：我一开始写蒋蓉，更多的是记录。若干年后，我写顾景舟的时候，我看到了顾景舟背后的很多东西。他们背后的紫砂壶，应该要跟江南的手艺史、生活史、审美史找到内在的联系，同时他们身上涵盖着将近一个世纪的紫砂风云。从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他们的话，记录他们从器走向道的过程，并且从器到道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Q：在长达数月的采访中，您是用什么方式去建立与顾景舟或蒋蓉的内心联系？

A：我觉得蒋蓉和顾景舟的背后各有一堵墙。顾景舟的背后是《唐诗三百首》是《随园食单》，是《浮生六记》，是岁寒三友图、是王右军的书法；蒋蓉的背后呢，是苏州桃花坞版画，是惠山泥人，是四季讨喜的欢蹦乱跳的民间剪纸。她要表现的是民间草根艺人对上苍的感恩。哪怕她心里有悲苦，但她的作品还是要传递给大家吉祥喜气。蒋蓉花器总的特色是要给人欢喜，给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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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紫砂寻找一个光明的结局

Q：战争时期的大萧条曾经给紫砂行业带来很大打击，您在进入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和感受？

Q：以您自己为例，您认为紫砂器皿对于现代人来说，填补了人们的什么需求？

Q：现在也有很多商业力量把目光瞄准紫砂，但是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行业内缺乏契约精神，给创业者造成了很多困扰，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A：早先，紫砂的矿土旁边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它不是像上海无锡那样的海派城市或工商城市。农耕社会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也就是一个缺乏契约的社会。

我们宜兴人拒绝到大城市去生根创业，总觉得人家不如宜兴人厚道。比如，谈事情的时候，到了饭口不请我们吃饭。但是人家不这么想，他跟你责权分的清清楚楚，谈完各自跑路。

但是传统的宜兴人不这样看，宜兴人坐下来就喝茶，茶饭茶饭，我们说的茶饭，茶后面是连着饭的。长期掌握紫砂社会的，不是一种契约，而是一种所谓的传统道德。利与弊是相反相成的。

Q：这种讲究人情往来的状态会成为限制行业发展的原因吗？

A：我觉得这要分两方面看待。一方面，紫砂的人情社会是讲究师徒传承的，师传徒承，这对手艺的传承来讲，是正能量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你在继承这个名号优点的同时，你也继承了他们的缺点，或者说，它的利弊都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紫砂是不拒绝外来人的，从时大彬开始就汲取了很多文人的意见，到后来陈鸣远，与文人的交往也很多；陈曼生的介入，更是文人介入紫砂的典范。紫砂艺人对文人一直是尊敬的，这是紫砂传统的一个很好的优点。现在进来了很多外地人，我相信五年十年以后，会有很多新人冒出来，成为紫砂一支新生的力量，文化需要碰撞，艺术需要嫁接，八面来风、为我所用。我觉得紫砂是需要外来文化冲击的。

手艺漫游计划·宜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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