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谕如毒亦如药一代诗圣仓央嘉措最终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

仓央嘉措为当今的人们所熟知，主要是因为他华丽唯美、风靡大众的诗句，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他全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简称仓央嘉措（Tshangs-dbyangs Rgya-mthso，1683—1706），少年时的他由当时西藏政坛实际的执政者第巴桑结嘉措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成为达赖喇嘛，是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在桑结嘉措政争失败被和硕特蒙古拉藏汗杀死之后，清朝中央政府下令废黜他的达赖喇嘛身份，将其执送北京。根据清朝官方文献的记录，1706年11月15日，仓央嘉措在青海境内圆寂，时年仅23岁。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虽则清朝官方文献对仓央嘉措的归宿有一个准确的记载，但是无论在民间还是学术界，其归宿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1、仓央嘉措在1706年被押送到北京的途中在青海湖畔圆寂，主要依据是《清圣祖实录》等清代满汉文官方史料和藏文的《如意宝树史》、《七世达赖喇嘛传》等18世纪藏文史料。其变种传说是仓央嘉措在押解途中被政敌拉藏汗秘密杀害。

2、仓央嘉措被清朝皇帝软禁于五台山，后因病去世。

3、仓央嘉措在押解途中被好心的押解者私自释放，他成为青海湖边的一个普通牧人，过完诗酒风流的余生。

4、仓央嘉措在青海从押送他的人员手中逃脱，辗转各地弘法传教，1746年在阿拉善地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圆寂，时年已经64岁，其转世成为阿拉善地区活佛达格布呼图克图。

2、3没有文献和资料支撑，可能更多代表人们美好的愿望，姑置不论。

1和4这两个说法却有着考察的必要，这是因为，如果仓央嘉措没有在青海湖畔圆寂而是在各地弘法利生多年并在阿拉善生活多年，那么，他的卒年关系到被认为是仓央嘉措转世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以及后世历代达赖喇嘛的真伪问题。

阿拉善的这位以仓央嘉措名义弘法传教的高僧应该不是仓央嘉措本人，其之所以使用仓央嘉措的名义以及所谓“秘密生活”的原因，Michael Aris在其专著Hidden Treasures and Secert Life，a Study of Pemalingpa(1450-1521)and the Sixth Dalai Lama(1683-1706)中作了全面的阐述，此处也不展开。

拉藏汗（？—1717）是和硕特蒙古最后一任可汗，他是固始汗的曾孙，达赖汗之子，固始汗和第五世达赖喇嘛是政治盟友，但作为黄教护法王的他和西藏地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矛盾，到了拉藏汗的时候，拉藏汗一直怀疑桑结嘉措谋害了自己的父亲达赖汗，又疑惑他是不是要对自己下毒手，矛盾日趋激化，最终导致了之前所说的拉藏汗攻杀第巴桑结嘉措。之后，拉藏汗即把自己的胜利奏报清廷。

（康熙帝）

康熙帝本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就支持拉藏汗，接到拉藏汗的奏报就封拉藏汗为“翊教恭顺汗”，并决定废除由第巴桑结嘉措选定、未经清廷赐予封号的仓央嘉措达赖喇嘛。与此同时，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派遣领催巴特玛一行携带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清圣祖实录》作“得木齐商南多尔济”，他自康熙四十一年起担任“驻扎西宁喇嘛”常驻西宁，负责向朝廷提供一手情报，协助办理青藏地区事务）写给拉藏汗的书信前往拉萨。

巴特玛一行行踪诡秘，清朝官私史书中没有丝毫记载，但是藏文史料《七世达赖喇嘛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只是把领催这个本来写做bosoku司八旗佐领内文书俸饷的职位误写做笔贴式bithesi这个类似文秘的职位。

拉藏汗阅毕商南多尔济信函后连夜前往拉穆吹忠处寻求神谕，拉穆吹忠就是La mo Choss kyong，Choss kyong就是藏文“护法”的意思，拉穆吹忠就是拉穆大梵天护法神，是达赖喇嘛甘丹颇章的主要宣谕护法神之一，驻锡在拉萨甘丹寺附近的拉穆寺，拉穆吹忠属于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四大护法之一，是专门从事降神作法、预卜未来的喇嘛，实质是一种灵媒型的巫师。

拉穆吹忠说并写了这两句话：

凡事若奉圣满珠习礼汗之旨而行，则与政教有益；如入魔道而行，则于教法有裨益。将此奏报皇上。

拉藏汗老奸巨猾，他说对于拉穆吹忠的话不理解，但相信章嘉呼图克图和商南多尔济喇嘛能够明白其意并向康熙帝解释，同时表态只要皇帝圣旨要求如何必将依旨而行。

拉穆吹忠的这句话如入魔道而行，则于教法有裨益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宫中朱批人名包》（商南多尔济）中保存着商南多尔济喇嘛写给康熙帝的密摺，其中果然解释了这句话：

奴才猜想，（拉穆吹忠此语）或许指今在世之达赖喇嘛之呼必尔罕（指转世）。

也就是说，如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入魔道而行”，则对格鲁巴（黄教）的教法有裨益。

（拉穆吹忠唐卡）

康熙帝受到拉藏汗奏报先入为主的影响加之本身对之前暗通噶尔丹欺瞒自己的桑结嘉措就深蓄不满，对仓央嘉措一直认为是“假达赖喇嘛”，但是，只要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存在，他留在西藏就会被准噶尔蒙古或其他政治势力利用，所以必须严令拉藏汗将其押送到北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巴特玛一行又来到拉萨，此行的目地就是押解仓央嘉措。

但是，以甘丹、哲蚌、大昭三大寺的格鲁巴高层喇嘛为代表的西藏政教势力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的立场和康熙帝和拉藏汗完全不同，始终坚信仓央嘉措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转世。

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由于仓央嘉措1702年6月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首先拒绝按既定计划讲经，又拒绝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他授比丘戒的行为，从宗教角度被视为其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佛性离开了他的身躯，他成为了一个凡人，作为凡人身份的他的存在成为产生和迎请新的达赖喇嘛的障碍——如果仓央嘉措在北京被完全废黜达赖喇嘛身份，则另外三个五世达赖喇嘛的灵童都在拉藏汗掌握之中——在仓央嘉措的生命和达赖喇嘛的神位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后者。

吹忠护法神的神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格鲁巴高层的集体决策。四大吹忠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拉穆吹忠即拉穆大梵天护法神和乃穷吹忠即乃穷白哈尔护法神，其中拉穆吹忠说出了如入魔道而行，则于教法有裨益，而乃穷吹忠说出了此大师如非五世之转世，鬼魅当碎吾首！这两句神谕相反相对，却又相辅相成，如毒亦如药。

仓央嘉措的结局正是按照这个节奏进行：他于火狗年五月十七日（1706年6月27日）离开拉鲁园被押往北京，途中哲蚌寺僧众将他从蒙古军队手中抢出，为避免对阵的蒙藏军队酿成更大的流血事件，仓央嘉措不顾个人安危自动走入蒙古军中，继续赶往内地，到了当雄（今西藏东北部当雄县）开始发病，病情日复一日加剧，最后在青海境内的衮噶诺尔地方（离塔尔寺三日路程）去世。其起“病”之急，去世之骤，就是所谓的“入魔道而行”。

也因此，布达拉宫中唯独没有仓央嘉措的灵塔。

让我们看一看这场暗战的几方最终的博弈结果：

拉藏汗未经康熙帝允许，又立一位当年与仓央嘉措同时寻获的灵童，23岁的益西嘉措为新的“第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在位11年，但藏地僧俗实际均不承认他的这一身份。1717年，准噶尔蒙古攻入拉萨，杀死拉藏汗，和硕特蒙古亡。

格鲁巴高层最初被迫承认益西嘉措，但与此同时，寻找转世灵童的工作紧锣密鼓地秘密进行，最终，他们根据仓央嘉措的诗句“我不会飞得很远，到理塘去去就回”和其他“信息”，在理塘地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找到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也就是后来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康熙帝所谓“如将恶行之呼毕勒罕留在彼处，于教法不利，将之送来”的圣断筹谋完全落空，但1721年，清军以吊民伐罪，保护真正的达赖喇嘛的名义驱逐在西藏肆虐的准噶尔军队，将格桑嘉措送入布达拉宫坐床，康熙帝实际上又是最后的赢家。

至于仓央嘉措，虽然他本人英年早逝，但是在艺术层面上，他的诗歌数百年来征服了藏地百姓的人心，也使得无数中外人士成为他的拥趸粉丝；在宗教层面上，他始终是无可争议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后的达赖喇嘛无一不是传承着他的法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后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