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没有征服缅甸(缅甸有几个民族和中国民族相同)

正如埃及苏伊士运河被称为欧洲国家的生命线一样，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海峡就是当今中国的生命线。

要绕开马六甲海峡对我国的扼制作用，就需要在印度洋上需找一个港口可以直接通过云南省将资源输入输出中国的广阔腹地。

翻开地图册可以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国家是无法绕过的，那就是挡在云南和印度洋之间的缅甸。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领土广阔的汉、唐、元、明、清等朝代，中国始终没能征服这块富饶的土地直接打通去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呢？

国外的学者曾经研究过，虽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其中最大的民族——汉族，其主要聚居生活区域自秦朝以来几乎就没有变动。

汉族及其文化文明是依托黄河、长江流域适合农业耕种方式的土地发展而来的，以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主干。

周围包括：黄河秦岭一带的关中平原、挨着西藏高原的四川盆地、南方的珠江三角洲，这些适合农业耕种的地区在历史上都先后建立过汉族政权。

在这些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也和汉族交流联系十分紧密，其中不乏仿效汉族建立过自己政权的例子。

这几块农业区之间的地理通道在古代也并不算太难通行，其中黄河长江流域之间几乎没有大山脉阻挡往来。

而四川盆地虽然周围被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岭等崇山峻岭隔绝，但可以通过长江顺流直达下游各地，关中平原通过汉中和函谷关分别和四川盆地、华北平原相互联系。

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汉族政权非常容易采用同样的统治模式和文化风俗，而在秦朝就开凿的灵渠则将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相连接，使得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也相对其他地区要容易很多。

同时在以上地区建立的政权可以通过占领关键隘口、要道往其余地区调遣军队，派驻在当地的军队也可以就地耕种补给，从而实现牢固的控制，当地成熟开发的农地也可以供养大量人口。

但是观察缅甸地图不难注意到，缅甸最大的平原地区在沿着伊洛瓦底江两岸分布的沿河河谷。

无论是四川盆地出发还是从珠江三角洲出发，要到达该流域都必须翻过云贵高原和掸邦高原的重重山岭，对于古代低下的生产力来说，都是消耗十分巨大的任务。

除了人畜运输日常必需的热量消耗之外，还要防备在这些原始森林里栖息的毒虫、猛兽、瘴疠等危险。

这些山岭之间只有小块的坝子可以栽种粮食作物，坝子之间通行困难，交流不便，因此分布在这些山岭上的民族也千差万别，采用的耕作方式也非常原始。

因此对于工业化之前的历代王朝来说，这块土地其实并没有什么征服的价值。

对于先后和缅甸地区建立过联系的三国蜀汉政权、唐朝南诏王朝、元、明、清三个中央政权来说，对于这块地区主要采取羁縻政策，仍然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土司实行对各自部族的统治，并不与汉族政权发生直接的统属治理关系。

而即便越过了高山的障碍到达了伊洛瓦底江河谷平原，还要面临该地和中国温带季风气候差异巨大的热带季风气候。

相较于华北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农业可以依照历法管理生产和收获的方式。

缅甸一年只有旱季、雨季、凉季三个季节，季节之间降水差别巨大，居住于此的居民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也就必然会形成与中国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

中国的版图除了汉族地区之外，还有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蒙古族和满族以及其先祖们活动的蒙古草原和东北平原，另外还有广大的新疆地区，

为什么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被纳入了中国政权，而缅甸却一直保持独立的原因，就要和这些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交流说起。

在整个长城以北生活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游牧渔猎民族生活地域和汉族相接。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尝试向南扩张，其中以蒙古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区域并入到了汉族地区。

新疆地区在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与中原地区有了相对稳定安全的通商渠道，是从欧洲、中东地区的商人经由陆路与中国交易的重要中转站。

而南北疆的高原融水也为农耕屯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中原王朝统一、国力强盛的时代，其影响力也自然会扩展到这一区域。

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而言，世界第三极的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南边和西边的阿富汗、印度诸民族往北大量输送人力物力的可能。

而他们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从地势逐渐下降的北部和东部与汉族发生更紧密关系。以上这些地区最终在元朝都成为了直属中央的地方政权，最后在清朝彻底确认了这种形式。

而在缅甸地区，民族成分和地域分布要比上述地区复杂得多。

缅甸自东北自西南的高原山地分别主要由克钦、掸、钦等族占据，西南若开山脉是若开族世代居住，在中央宽阔的河谷平原则主要是缅族聚居。

在这些民族之间又杂居着佤族、德昂等更小的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并没有和汉族中央政权有过直接臣属的关系。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丞相诸葛亮曾经南征到云南西南部，并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这些民族中间，以至于该地区存在着崇拜诸葛亮的祭祀和信仰。

这种情况甚至到了元朝和明朝彻底实现对云南的控制之后也没有太大改变，中国中央政权更愿意将精力放在内部农耕地区诸民族的管理上。

对于缅甸方向的民族间纠纷也不像解决汉族和其他民族矛盾那么重视。比如元朝在击败缅甸政权之后又退回云南。

而明朝只不过在缅甸地区设立了几个名义上的宣慰司，而从未将其视为自己真正意义上管理的地方。

虽然在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尽管和汉族有过多多少少的交流，更多得还是满足于当地自治，占据了伊洛瓦底江河谷地区的缅族野心则要大得多。

和汉族相似，凭借河谷平原有利于水稻种植的优势，缅族更容易比周围的民族繁衍出众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大米还是缅甸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在人口压制周围的民族情况下，缅族也在缅甸地区建立过不少王朝和帝国，甚至尝试北向侵入云南，在古代，建立中国政权的各民族就不止一次和缅族政权发生过兵戎相见的状况。

缅族在中国唐朝时期建立了蒲甘王朝，到了北宋时期，其国王阿奴律陀利用战象部队征服了周围的掸邦、克钦、若开等地，建立起一个几乎统一了当今缅甸全境的帝国。

其后向北深入至云南大理，与中国文明发生冲突，虽然最后阿奴律陀与大理和解退兵，但是缅族的野心并未从此消减。

到了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政权后遣使招降蒲甘王朝，被拒绝之后也多次沿着伊洛瓦底江源头顺流而下讨伐，最终在灭亡南宋和大理之后以云南为基地成功攻破蒲甘首都。

迫使缅族王朝成为元朝的藩属，但是元兵不能忍受当地炎热的气候，破城之后并未像在中国一样建立该地的行省，退回了云南。

此后原先被缅族吞并的孟族势力崛起，和缅族势力纷争不断，缅甸境内各民族也在缅族和中国之间摇摆不定。

后来缅族东吁王朝兴起，并趁明朝末期国力衰败，再次侵入云南诸多土司地面，万历十一年明朝派兵打击缅甸并取得胜利，令当地土司重新效忠明朝。

然而因为国内局势紧迫，明朝无暇顾及后续的治理任务，缅族伺机又不断侵扰云南边境。

此后从明亡到清朝乾隆前期，由于清朝先后经历了统一全国、平定三藩、剿灭准噶尔等重要事件，在西南方向总体不愿采取进取的方针，对于缅甸也没有主动征伐的意愿。

直到后来缅甸内部改朝换代再次向清朝发起挑衅，引发清缅战争，双方激战之后以清朝耗费900余万两白银，缅甸保住本土、丧失中南半岛霸权为结局，中国方面从此也不再谋求向缅甸印度洋地区扩张。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大清国力空前强大，为何最终却无法打败一个小小的缅甸？

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总结起来，应该是：狂妄误听，错攻缅甸；无备远征，败而后和。

事情的起因，是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缅甸国王孟驳为讨妻子囊占欢心，强攻九龙江，云贵总督刘藻为之所败，自杀。乾隆遣大学士杨应琚任云贵总督，攻缅甸。

云贵总督刘藻，早年中举，授观城教谕，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升云贵总督。刘藻长于文学，为官也还廉洁，但乃一怯懦书生，不谙用兵，“不识事体”，调度无方。

刘藻畏敌如虎，集兵七千余，却“托言瘴疠”，不敢进攻。因御敌无方，安边乏策，连遭帝斥，问罪革职，无计可想，于三月初三日夜间自刎，随员抢救无效，数日后死亡。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听信杨应琚的错误奏报，下了一道十分错误、危害很大的谕旨。

其一，以攻代防，方针大变。欲图发兵攻打缅甸、征服缅甸。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决策。向两千多公里外的缅甸轻率远征。

杨应琚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对缅甸的国情（军力、人心、地势等）有比较正确的了解，就应该抓住这个极为难得的有利时机，巩固边防，撤兵退驻边境，与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不要去攻打缅属土司，更不要妄想建树奇功，率军攻缅，欲图征服缅甸。但是杨应琚却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缅人“易于摧殄”，而利令智昏，听从了个别属员的怂恿，走上了误国误民也误己的绝路。

正当杨应琚满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之时，缅王遣派的数万军队，大举来攻。杨应琚伪报战功，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将被皇上察觉，招致重惩。

因此，他想以“允降”来结局，但是，此时的乾隆帝，已陶醉于执政三十一年的“文治武功”之中。在此时杨应琚认输允降欲补其过时，乾隆坚持错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就这样，英明的乾隆皇帝由于骄傲轻敌，盲目地好大喜功，一错再错，受到了更大的挫折，败得更惨。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缅甸四路伏兵齐出，大败杨应琚。乾隆怒，逮杨应琚回京，亲自刑之，杨应琚自杀。

乾隆十全武功中的中缅之战，实在有值得人省思的地方。战争历时四年，征讨前后四次，动员几十万官兵，花费白银一千三百多万两，而死伤的官兵为数惊人，最后却是毫无成果地收场。若非金川乱事再起，乾隆可能还不肯罢兵，中缅两国的民间灾难也可能还会更为深重。

中缅之间的冲突，起因并不复杂，不过是双方土司之间争斗，即乾隆帝所说之“蛮触”，当时清无灭缅之心，缅亦未存攻清之意，最多不过是缅甸要索取耿马等土司的贡赋，并且这也不是它的首倡，而是沿袭前缅王莽达拉的旧例。

双方本可以通过耐心谈判，消除误会，解决问题，而建立起正常的和平关系，不需诉诸武力。

乾隆帝完全可以停兵议和，允缅入贡。可是，他仗恃“大清国全盛之势”，硬要一错到底，坚不允降，而且竟有意要灭掉缅甸。这个行为蛮横无理，欺人太甚。

困兽犹斗，何况新缅王懵驳，继承开国之君瓮藉牙的宝贵遗产，拥有大批猛将和剽悍士兵，久经征战，他又善用计策，当然会动员缅甸人民武装反抗，打一场保家卫国的全面战争，摆脱亡国亡族的危险。乾隆帝这次征缅的不正义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不能取胜，必将失败。

另外，说一点清政府与缅甸的历史渊源。

清政府跟缅甸的关系，从明亡清兴以来，中缅之间中断了一百年的朝贡关系，由一位被清朝大学士蔑称为“无籍细民”的吴尚贤努力斡旋，而得到了第一次的恢复。

吴尚贤原系云南石屏州贫民，因欲谋生，于乾隆十年前往卡瓦（佤拉）部落的茂隆银厂采矿。

吴尚贤精明能干，善于开采经营，矿砂大旺，获银巨万，成为茂隆厂主，雇有工人数万。他又慷慨施财，长于交际，深得卡瓦部长蚌筑信任。吴尚贤胸怀大志，利用银厂资财，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垂名史册，因此力劝蚌筑，献厂纳课，归顺于清。

吴尚贤促使卡瓦内属献厂纳课以后，被滇督张允随委派为茂隆厂课长。他乘势交结官绅，捐纳通判，并在原籍购买土地，一度成为赀财数十万、田连阡陌、官居正六品的达官贵人和富翁。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吴尚贤又开始实行说缅入贡的计划，竟然成功了。中缅再次建立了正常的朝贡关系，是一件大好事。

如果缅王莽达拉能够控制国内局势，言出令行，他就不会让属下土司率兵侵扰内附清政府的土司，可惜的是，缅国内乱兴起，莽达拉为得楞部酋长俘获，沉江而死，使吴尚贤、莽达拉与乾隆帝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缅朝贡关系，被迫中断，令人遗憾的中缅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

后来，乾隆误判局势，把吴尚贤定罪，还下谕，反复强调不用吴之党羽，不许新课长长期盘踞，以免又出一吴尚贤，其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就是要对吴严加惩处。乾隆帝所说“办理”一词，在涉及到部落和人时，基本上是表示要进行征剿或诛杀之意。

乾隆帝此举，十分谬误。他本想清除隐患，防止吴尚贤势力过大，据地称雄，危及云南安宁，因而将其迫害至死。不料，事与愿违，吴尚贤含冤去世，数万愿意为清效劳的强大武装，却因此削弱而解体，严重危害了即将进行的阻止缅兵入掠的正当防卫战争，也对乾隆帝三次攻缅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真是弄巧成拙，贻误军机。

惟一令人欣慰的事，是一位英国史家所说的：“由于乾隆皇帝外交政策的成功，缅甸十年一贡，结果使得英国在兼并缅甸的过程中，遭遇了极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