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时爱董竹君吗「董竹君被夏之时家暴12年晚年为何多次帮夏家临终遗言暴露真相」

董竹君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她创办的锦江饭店接待过400名国家元首，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佬想吃饭也得乖乖排队等号。

1951年，锦江饭店估值3000两黄金，约15万美元，可董竹君却无偿把饭店捐给了国家，自己只带走文房四宝和一首诗。

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爱国企业家，却曾在婚姻里受尽屈辱。

董竹君15岁嫁给夏之时，婚后生4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十几年的婚姻中，她孝顺婆婆、养育子女、操持家务一手抓。

可董竹君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长达12年的侮辱和暴力，她曾因一封信被丈夫持刀追砍，还曾因一句话被丈夫持枪威胁。

1932年，和丈夫分居后的董竹君一边创业，一边秘密支持革命事业。不久，董竹君就因协助共产党宣传被捕，4个月后才被保释出狱。

而此时，夏之时却向时任四川军长的好友范绍曾告密：“董竹君就是共产党，这种人必须要除掉。你邀请她去杭州游玩，趁机推她入西湖淹死。”好在范绍曾并不糊涂，没有答应夏之时。

按道理，这样一个伤自己至深，甚至想谋害自己的男人，董竹君恨都来不及。奇怪的是，董竹君却在夏之时去世后多次帮助夏家人。临终前，董竹君甚至还希望在葬礼上播放婚后她最爱听的歌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难道董竹君还爱着夏之时？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一起走进董竹君的感情世界。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贫民窟，父亲是拉黄包车的苦力，母亲是当“粗做”的姨娘，一家人住在臭气熏天、黑如墨汁的污水边。

尽管父母每天都非常拼命地干活，一家人还是不得温饱。为了改变穷苦人的命运，父亲通过借贷，把董竹君送进了私塾。

三年后，父亲因长期劳累，再加上营养不良病倒了。到了1912年，家里债台高筑，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无奈之下，父亲把12岁的董竹君抵押给当时的高级妓院长三堂子，让董竹君在那做“清倌人”，卖艺不卖身。父亲保证3年期限一到，一定会接董竹君回家。

第一天卖唱，生意就很好。可董竹君却一点也不开心，她从来不笑，也不主动讨好客人。这样清冷的气质却更让男人趋之若鹜，董竹君成了当红的姑娘。

日子久了，董竹君终于明白长三堂子就是高级妓院，等自己长成大人，就要做“大先生”接客。这样一来，一辈子都是下贱命了，她无法接受，想要改变命运。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夏之时。夏之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因立功当上了四川省副都督，为了掩护革命工作，经常到长三堂子摆花酒。

和那些只会调笑的男人不一样，夏之时关心董竹君的出生和经历，并且还说要娶她，要带她去日本留学、一起干革命。读书、革命，这都是董竹君梦寐以求的事，她彻底爱上了夏之时。

可不久，董竹君却得知夏之时已经娶妻，虽然他的妻子有严重的肺病，不久于人世。但老婆还没死，就忙着找新人，这让董竹君心里很不舒服。

一个月后，夏之时的妻子病逝。也就在这时，袁世凯复辟，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人士，还花3万元买夏之时的人头。夏之时躲在日本人开的旅馆里不敢出门，董竹君担心他的安危，主动去看望。

一见面，夏之时就说：“我已经和老鸨说了，要帮你赎身，她开价3万元，我只给1万元，我没那么多钱。”

谁知，董竹君并不高兴，她说：“如果你真心想娶我，就不要给她钱，否则我死也不会嫁给你。你等我两个礼拜，我一定想办法自己逃出来。”

夏之时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

董竹君解释道：我不想像一件商品一样被买来买去，以后你要是不高兴了，肯定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我花钱买来的吗”？我不想这样，我要靠自己逃出来。

不仅如此，董竹君还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我绝对不做小老婆；第二：你要送我去日本读书；第三：从日本回来后，男主外女主内，我会好好辅助你的革命事业。”夏之时满口答应了。

董竹君回到堂子里后，便称病不再卖唱，老鸨把她关了起来。一天半夜，董竹君借故支开看守者，穿着睡衣跑到了夏之时所在的旅店。为了躲避追赶，两人连夜离开旅店逃走了。

波伏娃曾说过：“漂亮女人的不幸在于经常被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

幸运的是董竹君是清醒的、自强的。虽然身陷青楼，但她没有像别的女子那样自甘堕落，而是洁身自好，想办法逃离。

虽然夏之时愿意为她赎身，但她拒绝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并靠自己逃了出来。随后，董竹君并没有成为夏之时豢养的金丝雀，而是要求不做小老婆，要去读书。

董竹君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获得尊重。她希望有一天，自己不仅能够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还能和丈夫一起干革命。

逃出火坑后，15岁的董竹君嫁给了27岁的夏之时。婚礼办得十分简陋，董竹君穿着一条半旧且不合身的婚纱拍了张照片，和几位好友吃了顿便饭就算礼成。

这样郎才女貌的结合，原本应该美满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两人12年的婚姻中，董竹君一直处在被羞辱和奴役的境地。

婚礼过后，夏之时便带着董竹君前往日本。在日本，夏之时每天和革命人士商讨国事，董竹君则开始了学习生涯。

因为董竹君曾是“卖唱女”，夏之时担心妻子会爱上别人，就不让她进学校，而是请家庭老师教学。一旦有人和董竹君来往多几次，夏之时就会大发雷霆。

1915年，护国军开始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爆发。夏之时认为革命的最好时机已经到了，连忙赶回国参加讨袁。

此时，董竹君刚生下大女儿才几个月，不方便同行。临行前，夏之时为妻子留下一把手枪，并交代道：“你好好学习，用这把枪防贼自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也用它自我了结。”

听到这话，董竹君的心凉了半截，但念及丈夫此行是回国参加革命，她还是选择了忍耐。

那时，董竹君觉得丈夫之所以不尊重自己，是因为自己还不够优秀，不能与他比肩而立。为了赢得尊重，董竹君开始拼命读书，短短两年就学完了日本高中的课程。她还经常和一些留学生谈论国事和革命，只为和丈夫靠得更近。

1917年秋，董竹君在日本学完了高中课程，原本计划去法国继续求学。但夏之时发电报让她立即回国，就这样，董竹君回到了四川合江的夏家。

夏家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当然不会接受出生青楼的董竹君。夏母要求儿子要么把董竹君休了，要么让她做姨太太，可夏之时却不愿意。

为了获得夏家人的认可，董竹君兢兢业业持家。清晨伺候丈夫，上午学习做家务，下午帮婆婆招待亲友。到了晚上，还要教子侄们读书，帮总管上账，每天熬到深夜才能睡觉。就这样，董竹君靠着勤劳和智慧让婆婆心服口服。

可董竹君的种种付出，在丈夫看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丈夫对她仍旧毫无信任和尊重可言。

一次，夏之时患病卧床，董竹君不仅日夜在旁伺候，就连丈夫大便，她都会端着便盆钻进被窝里接着。这天，丈夫大便结束后，在被窝里憋坏了的董竹君去走廊上透气，正巧碰到一个卫兵。

卫兵礼貌性地询问夏之时的病情，董竹君回了几句话，夏之时听到后破口大骂：“我还没死呢，你就勾三搭四。”

还有一次，丫鬟梅香出嫁，夏之时想收梅香为义女，就因为董竹君不同意，夏之时便拿枪威胁道：“你不听话，我一枪毙了你。”

1919年，夏之时被正式解除军职，从此就在家赋闲了。赋闲后的夏之时迷上了赌博和鸦片，脾气也越来越坏，对董竹君经常是非打即骂。好几次，董竹君都气得离家出走，但每次都会念在孩子的份上选择原谅。

对于董竹君来说，这段婚姻正如她当初结婚时穿的婚纱那样，一点都不合身。董竹君渴求的是一段平等、温馨的婚姻，可夏之时给予她的只有轻蔑、奴役和不信任。

五四运动后，新思潮涌进四川，董竹君看了许多新书和报刊。她知道了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更加迫切地想要追求婚姻中的平等和尊严。

思来想去，董竹君觉得丈夫之所以轻贱自己，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出生青楼；二是自己和儿女都要依仗他生活。出身已无法改变，但如果自己能赚钱，经济独立了，是否就会好转呢？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1923年，董竹君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1926年，在父母的协助下，她又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两项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为家里分担了不少经济压力。

可夏之时不仅不感恩，甚至还多番羞辱董竹君的父母。一次，夏之时让董父熬鸦片烟，事后又冤枉董父偷了烟土，大庭广众之下对老人大声训斥。

还有一次，董母丢了一支金簪子，她着急得哭了。夏之时听到后，竟让下人把董母绑了起来，还恶狠狠地说：“哭哭啼啼地干什么，绑了送出去。”

夏之时虽然是革命人士，但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的他，早就“中毒颇深”。妻子还没死，就开始物色新人选，甚至还擅自做主要为董竹君赎身。于他而言，女人不过就是一件衣服，旧了、坏了就赶紧买新的。

一开始，董竹君还千方百计地想改变丈夫的看法。所以她努力读书，让自己思想上靠近丈夫，又费力操持家务，获得家人的认可，最后甚至自己办厂，追求经济独立。

但事实证明，夏之时从来都不曾改变。在他的价值观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穷人比富人命贱。无论董竹君做多少努力，在夏之时眼里都只是一介“奴隶”，是可以随意打骂的“物品”。也就在这时，董竹君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夏之时认为蒋政权已经巩固，觉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他独自前往上海，伺机谋取前程。

这时，董竹君和夏之时已经结婚12年，这期间董竹君生了4个女儿，一个儿子。

当时，四川时局十分紊乱。董竹君认为袜厂和黄包车公司都有倒闭的风险，便把两者都卖了，并拿钱买了地，交由夏之时的弟弟保管。

随后，董竹君带着父母和四个女儿去上海找丈夫，儿子大明才三岁，因此并未同行，不曾想，这一别竟是十几年。

董竹君此行的目的是让女儿们在上海读书，但她料想丈夫不会同意，已经做好离婚的准备。

果不其然，董竹君一到上海，夏之时就一脸不悦地问：“带这么一大帮子人来上海，做什么？”当听说妻子想让女儿们在上海读书时，夏之时坚决反对，他觉得女儿没必要读书，花费再多都要嫁人。

几天后，女儿国琼的钢琴老师写来了一封信找国琼。夏之时认为董竹君背地里和钢琴老师来往，大发雷霆，从厨房拿起菜刀追着董竹君要砍，幸好侄子拦了下来。

这件事后，董竹君彻底死心，正式提出离婚。夏之时见妻子动了真格，他先是以情动人，后又威胁道：“如果你真的离开了我，估计只能带着女儿们去讨饭了。”

可董竹君已下定决心，她说:“我为你付出所有，得到的却是你对我和双亲的侮辱、殴打、甚至持刀行凶。爱情不应该建立在恐惧和不平等上。”

最后，在朋友的建议下，两人决定先分居5年。这期间，董竹君带四个女儿在上海生活，夏之时带小儿子留在四川。五年后，如果双方还想离就离，否则就复合。

分居时，夏之时承诺每月给女儿们生活费1600元，可事实上，董竹君并没有收到过一分钱。夏之时此举是为了让她在经济上没有支撑，知难而退。

可董竹君向来不是个怕困难的主。她先是把女儿们送进寄宿学校，随后把身上仅有的一根珍珠项链，连同其他财物一起当掉，筹够了800元，后又拉了一批人投资，最终以4000元的资金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可工人没有经验，行政、采购、推销都要董竹君一手抓。因为缺乏流动资金，工头经常挑唆工人罢工。眼看工厂即将倒闭，董竹君孤注一掷，只身前往南洋招股扩厂，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招了一万元股子，工厂扩大后生意渐渐有了好转。

可好景不长，1931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群益纱管厂在日军炮火下被夷为平地。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董竹君又因私藏共产党宣传物料被捕入狱，四个月后才被保释出来。

董竹君刚出狱，母亲就突然离世，父亲又病倒了。与此同时，5年的分居正好到期，夏之时对董竹君说：“如今你父亲病得这样重，你如果跟我回四川，我就拿钱给他治病，否则我就不管。”

董竹君觉得夏之时简直无可救药，更加坚定了要离婚的决心，她冷冷地说：“我们还是正式离婚的好，你身边不能没人伺候。”

夏之时害怕董竹君会和自己分财产，急切地说：“你有什么条件？如果想分财产，那就休想。”

谁知，董竹君只提出按之前的约定，让夏之时每月给女儿们寄1600元生活费。并要求假如自己不幸枉死，请夏之时务必抚养四个女儿至大学毕业。

1934年，两人当着律师和众亲友的面，签署了离婚协议。协议签好后，夏之时假惺惺地含泪说道：“竹君，你的要求，我保证做到。”

不曾想，离婚后，夏之时不但没给女儿们一分钱，反而还登报污蔑董竹君携款私逃。甚至还让戴季陶、李伯申、谢持等人设法拘禁董竹君，好在这几位明事理，并没有照做。

后来，董竹君才知道，早在1932年，两人分居两年后，夏之时就曾向范绍曾告密，并让范绍曾推自己进西湖。

真正是，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枕边人是人还是魔鬼。

不过，此时的董竹君根本无暇为情伤感。父亲病重、失业、欠债，这些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死了，她苦苦追求的尊严和平等岂不是化为了泡影？女儿们被送回四川，等待她们的会是怎样的悲惨命运呢？更何况父亲还是病床上。

打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经历种种磨难，董竹君更加明确了人生目标，她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材，也一定要实现为革命做贡献的梦想，因为只有进入了新的社会，和自己一样的女人才能真正获得尊重。

那之后，不管生活多难，她都会带着孩子们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管衣服有多破，一家人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

或许是董竹君的乐观和坚强感动了上天，不久后，一位名叫李崇高的四川人找到了她。原来，董竹君当年出走夏家的新闻轰动了四川舆论界，李崇高也被吸引，且非常钦佩她的为人。

看到董竹君当下那么困难，李崇高借了2000元给她做生意。董竹君深知这是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思来想去，她决定开餐馆，取名锦江川菜馆。

从店铺的装修到菜品的设计，董竹君都花了极大的心思。1935年3月15日，锦江川菜馆开业，当天人气爆棚，顾客宁愿在过道、厕所旁加座位都要尝鲜。那之后，锦江的生意越来越好，就连杜月笙、黄金荣、以及当时南京政府的人来吃饭，也要等得上很久。

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董竹君又租下了旁边的几栋房屋，扩大了店面，可顾客依旧要提前三天订座。

早在1930年，董竹君就曾申请入党。但对方在得知她既没工作，家里还有一双父母及4个女儿要养时，便建议她暂时不要入党，先在经济找出路，这样才能帮助革命。这也是董竹君坚定不移地想创业的原因之一。

早年创办群益纱管厂，尽管经济效益并不好，她还是多次协助宣传革命。如今，锦江川菜馆生意红火，董竹君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为革命事业和进步人士提供更多帮助。

抗日战争期间，锦江成了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联络、开会的主要据点，董竹君还为他们准备了“特别间”。后来，董竹君干脆创办“锦江茶室”，专门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支持夏衍、于伶等同志。

1935年秋，进步人士宋时轮在广州被捕入狱，被释放后辗转来到上海。当时的宋时轮身无分文，董竹君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笔钱。有了这笔钱，宋时轮才离开上海，参加了游击队，后在淮海战役任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司令员。

1951年，董竹君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将含辛茹苦经营了16年，当时价值15万美金的锦江两店上缴国家，成为了后来的锦江饭店，专门用来接待外宾。

上海市委拨款4万元作为清理、迁移的费用，这笔钱全部用在店铺迁移上，董竹君只带走了郭沫若送的一首诗和一套文房四宝。

那之后，董竹君担任锦江饭店的董事长兼经理，继续为国家和党的事业奔走。1957年，她正式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

不仅如此，董竹君还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她创办的锦江茶室，服务员全是女性，她还出资创办了半月刊《上海妇女》，为女性发声。

至此，董竹君彻底完成了从青楼女子到女企业家的蜕变，也实现了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成了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女性。

那个曾经让她爱过、恨过的夏之时，在1951年被错误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被枪决，时年63岁。夏家从此一贫如洗，董竹君多次帮助夏家人。

夏之时原配的儿子夏述禹写信给董竹君求助，董竹君不计前嫌资助三年，直至他重新找到工作。

夏之时后来的妻子唐则吾曾说，夏之时当年常常嫌弃唐则吾不如董竹君。人啊，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在北京病逝，享年97岁。临终之前，她留下两个遗嘱。一是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三句话：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二是在她的葬礼上，播放和夏之时结婚后，她最爱听的一首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许多人认为这代表董竹君还爱着夏之时，可事实上，这首歌并不是两人的定情之曲，而是夏之时极力阻止她听的一首歌。

当年，董竹君在日本时，非常喜欢听音乐。有段时间，经常有个年轻男子在桥头吹箫，吹的便是《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董竹君常常被那优美的旋律迷住，听得入了神，这时夏之时就会不悦道：“你是喜欢听萧，还是喜欢吹箫的人呢？”为了不引发争吵，董竹君只得尽量不去听那萧声。

董竹君要求在葬礼上放这首音乐，并不是缅怀两人的婚姻，而是想表达，如今她终于不用因为怕丈夫生气而不听这首歌了。

从1900到1997年，董竹君用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和抗争，终于迎来了自由和尊严，实现了女性真正的独立，并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向她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