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的最后下场(马家军最凶残的一战)

西北马家军，是与革命作对、与人民为敌时间最久、最顽固的地方军阀，直到1949年年底，马家军势力才被基本肃清。

马家军四大头目都做出了各自选择，除宁夏马鸿宾审时度势，投向人民怀报，其他三人青海马步芳、新疆马步青、宁夏马鸿逵都逃离大陆。四人归宿各不相同，今天就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一、四马的来历

讲四马的归宿，先要知道一下他们的来历。否则后来四马之间的恩怨、冲突，便无从理其纠结。

马家军起源于清末甘肃的反清起义，当时义军首领马占鳌率军对抗清军，左宗棠前来镇压，马占鳌反水投降，成了清朝的鹰犬。马占鳌手下兵力虽然不多，但靠宗教、亲族关系笼络，上下一心，非常团结。马占鳌对清廷玩弄阳奉阴违的把戏，明里吃朝廷的粮、为朝廷弹压地方，实际上却一直大力发展私人军队。左宗棠当年着眼于平定新疆、打击沙俄势力，无暇顾及马占鳌，虽知马占鳌居心不良，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倒不必苛责左公虑不及远，毕竟清末历史演进湍流复杂，谁也不能一眼看穿十几年、几十年后的事。

马占鳌势力逐渐壮大，在其有生之年虽然没有形成实质上的割据，却为之后诸马据西北开了先河，铺平了道路。

马占鳌死后，儿子马安良接掌兵权，势力从甘肃河州浸出，逐渐染指青、宁诸省。马安良时代，手下两员大将马海晏、马福禄逐渐崛起。

马安良死后，其子马廷勷不识大体，过于狂妄，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公然开战，结果马廷勷被处死，马占鳌一系势力被马海晏之子马麒、马福禄之弟马福祥分而食之，二马各自占据青海、宁夏，后来还向甘肃发展，成为蒋介石想碰而碰不得的西北实力派。

马麒就是青马马步芳和马步青的父亲。

马福禄是宁马马鸿逵的父亲，马鸿宾的叔叔。

自古权力之下无父子，青宁二马自从攫取了青宁甘三省大权，青宁二马之间、本家之间，都围绕权力产生了冲突，最终导致马家军分裂为两大派、四小派的局面。

1949年下半年西北解放战争尘埃落定，西北四马全不顾香火之情，互相算计、互相提防甚至互相挖坑，最后落得个飞鸟各投林，四人得了四个不同的结局。

二、马步芳：民国军阀第一大笑料

1949年7月解放军向甘肃进军，马步芳窃据西北军政长官，引起宁马老大马鸿逵极度不满，本来两家说好的要共同在兰州抵抗解放军，马鸿逵恼恨马步芳吃独食，不发一兵一卒救兰州，结果兰州一战，青马主力两个军大部分崩溃，只有骑兵第8旅还保持着完整建制逃回西宁。

马步芳十万大军，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连挣扎一下的功夫都没有。马步芳多年领军，终于迷梦破灭，不敢在西北继续顽抗。

兰州战役还没结束时，马步芳便开始谋划后路。

往哪退呢？

新疆固然还有一个骑兵第五军，掌握在马呈祥手里，但马步芳不敢去。为何？

一者，马步芳的军队远远强于骑五军，他尚且抵挡不住解放军，指望马呈祥区区一个军的兵力又能怎样？

二者，前些年马步芳处心积虑收拾排挤哥哥，一度气得马步青要和他断绝关系。马呈祥虽然拥护自己，但他毕竟是马步青的女婿，当年他背叛马步青支持自己，现在也完全可能背背叛自己再支持马步青。

新疆不敢去，那去台湾呢？也不敢。

兰州失守后，蒋介石派徐永昌飞抵西宁，当面指责马步芳失守之责，并强令马步芳必须依托青海固守，待机反攻。

马步芳哪里肯担这个责任，一面解释马鸿逵背信弃义不助守兰州，一面说青海地瘠民贫无力支撑大军作战，守是守不住的。

两下里越说越僵，最后大吵一通不欢而散。徐永昌上飞机前撂下一句：你自己去向老头子解释。

马步芳越想越怕，去台湾估计逃脱不了制裁，于是准备先逃重庆，再想办法往国外跑。

马步芳多年来在青海称王称霸，积累下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他花重金雇佣陈纳德的飞虎队9架飞机，把西宁老巢的财物分批运走，经重庆转香港。

解放军向西宁挺进之时，马步芳一面指示残部节节抵抗，一面自顾自地带着姨太太们坐上飞机，逃往重庆。

马步芳有钱在国民党内是出了名的，他一到重庆，徐永昌就打上了主意。这位国民党宿将政治、打仗都不怎么在行，给人扣帽子、敲竹杠却是一把好手。徐永昌指责马步芳不在西北死守，却跑来重庆躲灾。然后以此为理由，指示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兵扣留马步芳的飞机。实则，徐永昌是贪图马步芳的钱物。

不过乱世当头，徐永昌的指示也不值钱。马步芳趁乱又跑到广州、香港，在那里待时而动。

1949年9月下旬，青马势力全完蛋，马继援和其他家人都跑到香港，一家子躲在香港皇后大道100号，跑也不敢跑，怕被毛人凤“制裁”，只好继续观望蒋介石的态度。

马步芳躲在香港的消息很快传到台湾。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马步芳此时虽然落魄，但他这么多年在西北说一不二，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在香港也过得是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生活。国民党内有不少人眼红，有人向蒋介石告状，说马步芳擅离职守，放弃西北，现在却躲在香港享清福。

当时国民党大佬躲在香港的为数不少，桂系三巨头中的两个、李宗仁和黄绍竑都躲到香港。据《李宗仁回忆录》（下卷，718页）称，黄绍竑8月13日在香港通电向中共投诚。

蒋介石在台湾风雨凄凉，自身难保，对李宗仁等大佬逃往香港也无可奈何。但一听马步芳也躲到那里，不由得怒火攻心，树倒猢狲散，你们一个个都携带巨额财富跑了，单留我这棵老树承受风雨？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蒋介石下令，立召马步芳到台北述职。

马步芳不敢怠慢，孤身一人飞到台北。蒋介石一见面就怒骂马步芳擅离职守，放弃西北。

马步芳煮熟的鸭子嘴硬，说兰州失败，青马部队抵抗到最后一刻，大部分都打光了。而马鸿逵这个老东西，却坐壁上观，西北战败之责，马鸿逵的罪责才大！

蒋介石无言以对，再是领袖，也不能空口说白话，毕竟马步芳损失了十万部队，也不是没尽力。蒋介石后来说，丢了不要紧，当下要紧的是想办法赶紧恢复旧土，让马步芳返回西北，继续主持坚守反攻大计。

马步芳顿感头大，返回西北只有死路一条。他便施展“金元套路”，咬牙拿出2000两黄金，贿赂国民党元老吴忠信，让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允许马步芳暂不赴西北。

蒋介石向来耳根子软，吴忠信一说，他也没再坚持。毕竟坚守、反攻之辞，本来就是冠冕堂皇的屁话，连他自己都不信，四百万军队都丢在大陆了，凭马步芳这点微末道行，他咋能守得住西北。

马步芳遂返回香港，以到麦加朝圣为由，带着合家老小200多口人，带着巨额财物，坐着3架飞机，逃往沙特，后又迁居埃及。

自1950年起，马步芳迁居埃及首都开罗。他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购买公寓一院，作为自己的私宅，其内部的装修陈设超过王宫。他另外购买13层楼房一幢，作为其余人员的住所。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开了一个舞厅和三家酒店。

1957年，马步芳全家又回到沙特。

马步芳虽已无职无权，但始终以西北领袖自居，始终对新中国政权充满刻骨仇恨。

他还与西北一些偏僻角落里的匪帮保持联系，遥控、鼓励他们继续战斗。

不过马步芳很聪明也很现实，只给精神食粮，不发一毛钱的军费。

他还对外界吹嘘，他领导的游击队仍然在西北坚持抵抗。一些从大陆辗转流落到沙特的青海人，还被他拉出来假扮成游击队军官，其实人家只是普通民众。

马步芳这么做，只是演给蒋介石看，向其表明反共态度。蒋介石也乐得有这样一个吹鼓手，双方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驻沙特“大使”，让他发挥余热，鼓吹反共。

不过只干了4年，马步芳就被撤了职，原因说起来很令人不齿：纳姨太太。

马步芳之荒淫无耻，说起来令人发指。

他在青海时，就肆无忌惮地狂纳姨太太，看上谁就把谁抢过来当姨太太，就连亲戚家的女儿，只要稍有姿色，也抢过来玩弄。惨遭毒手的女人，不下500人。

到沙特后，马步芳又强纳了一个叫马月兰的女人，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不由分说强纳为妾，排名第五，人称为五姨太。

谁知马步芳不为已甚，又看上了马月兰的妹妹，无耻地提出要她们都来侍奉自己。

马月兰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与马步芳爆发冲突，结果惨遭毒打。

马月兰的惨剧被国民党驻沙特的一名工作人员宋选铨得知，宋选铨便谋划着解救马月兰，让她到台湾告状。

马步芳气急败坏，带人要去把宋选铨抓起来弄死。事情闹大，沙特警方介入，他们不惯马步芳的什么军阀作风，要抓马步芳。弄得国民党方面派人来交涉，这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但国际上的丑闻平息了，国民党内部丑闻越闹越大。马月兰在宋选铨帮助下逃离沙特，回到台湾告状。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下令罢了马步芳的职。

马步芳从此结束了政治生命，躲在沙特苟活。此后一直风平浪静，马步芳于1975年病死，亡年72岁。

三、马鸿逵：临终前痛哭求回大陆

说完马步芳，再来说说西北四马的另一个巨头，马鸿逵。

马鸿逵生于1892年，比马步芳大11岁。从行辈上说是马步芳的长辈，马步芳一向尊称其“老爸爸”。不过两人都是表面融洽心里妈妈批，互相提防着。

马鸿逵不光有马步芳这样的“外患”，还有内忧，就是他的堂兄马鸿宾。

这话头又扯到宁马的创始人马千龄身上了。

马千龄是马鸿逵、马鸿宾的祖父，马千龄时代势力并不强，到了马千龄两个儿子马福禄、马福祥时代才壮大起来。

马福禄后来战死，宁马部队由马福祥接管。马福祥归顺国民政府后，东征西讨立下战功，荣升绥远、安徽等省的主席。马福祥顾念兄长之子，便上书建议委任马鸿宾担任宁夏省主席，南京方面同意。

马福祥之子马鸿逵却一直跟着父亲在外征战，没有当上一方大员，心中难免有些愠怒。南京政府取得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忌惮宁马独霸一方，便想了歪招，调任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而以马鸿逵就任宁夏。

表面上看是利益均沾、照顾马家两兄弟，实际上马千龄祖孙三代的基业都在宁夏，二马争宁，瞬间产生了巨大矛盾。马鸿逵多年在外征战，手中兵力较强，与中央大员也有多有交往，几经较量，马鸿逵终于占了上风，彻底压制住马鸿宾，于1933年独掌宁夏大权。

1949年8月兰州解放，彭德怀左右开弓，同时进攻宁夏和青海，宁马失败已成定局。此时，彭总本着尽量减少伤亡、尽量减少宁夏合省人民损失的考虑，派人去劝降，希望马鸿逵不要学马步芳顽抗到底，那样对谁都不好。

傅作义和马鸿逵有过一段交情，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也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

马鸿逵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年他对红军犯下的血债，至今心有戚戚。他认为这些都是共军下的套，一旦缴械投降，后面便是任由处置，关监狱杀头，生死由人。

这个被蒋介石称为“滑马”的老军阀，在宁夏大玩阴阳手段。一边下令，要打光、烧光、放水，宁可把宁夏打烂也不交给解放军，一边却逐步把财产、家人转移出去。他早在1949年4月就未雨绸缪，在台湾、香港、美国大置房产，狡兔三窟，经营已定。

一野十九兵团见宁马军队迟迟不降，便发动了进攻银川的战役。马鸿逵如惊弓之鸟，立即乘飞机逃往重庆，一家老下只剩下儿子马敦静留下，鼓惑众将继续抵抗。没过几天，马敦静也乘机逃跑。

马鸿逵在重庆躲了一段时间，蒋介石见了他一次，不冷不热，不批评也不安慰，叫他坐飞机先去台湾。为防他逃跑，蒋介石还专门交待，不准他坐陈纳德的飞机，只能坐中国飞机。

马鸿逵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空扛着上将军衔，此时手里无兵无权，蒋介石说杀，只消一个宪兵就能宰了他。

他带着家人坐上飞机，在广州短暂经停，再度起飞，突然有两架野马式战斗机跟了上来。两机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马鸿逵以为蒋介石终于下了狠心，要在空中干掉自己，吓得不住祷告，肥大的身躯抖成一团。

过了一会儿，机组联系了两架战斗机，原来是误会。两战斗机上的军用罗盘失灵，本要飞台北，失了方向，就跟着马鸿逵这架客机一起飞。

马鸿逵这才安心。

在台湾待了几个月，虽然吃穿不愁，他带来的钱足够多，还养着一大群原来的将领、幕僚。但政治处境很不好。

西北诸马历来与国民党中央诸大佬关系很疏远，到台湾跟谁也说不上话，虽是个上将，谁也不拿他当回事。马鸿逵自己家占了一大片宅地，比白崇禧、阎锡山、顾祝同等一班老将阔得多，逐渐引起非议。渐渐地有人向行政院、国防部提出，要追查马鸿逵咸阳、平凉、兰州诸战役擅自撤退之责。

马鸿逵吓得如同丢上顶上三花，这么待下去，迟早被作弄死。可是此时要跑，太难了。

不过马鸿逵毕竟是匹“滑马”，想了个“连环计”。

他先是谎称四姨太刘慕侠生病，送她出国治疗。刘慕侠到了香港，再谎称病势突然加重，走也走不了，回也没法回，打电报到台北，叫马鸿逵赶快去见最后一面。

马鸿逵便拿着电报来找陈诚，声泪俱下地说，夫妻情分一场，无论如何请求陈诚批准他去探望。陈诚没多想，批了马鸿逵一个月假。

马鸿逵假装去探望，从此也在香港住下。过了不久，又陆续叫子女以各种理由赴港，后来一家人聚齐，收拾了香港房产，在陈纳德帮助下，远走美国，从此再不回来。

马鸿逵不像马步芳，有公开的理由跑出国去，他是偷偷溜出去的。蒋介石曾命令所有出国的国民党员限时回国，否则一律撤职、开除党籍。马鸿逵早已无职可撤，什么国民党员身份也是弃若敝履，对蒋介石的召唤自然不理不睬。

不过马鸿逵做事习惯留条后路，怕公开撕破脸遭了毒手，从不在公共场合说蒋介石的不是，而且还时不时地表表态，声明反共立场，好让蒋介石放心。

马鸿逵的钱财没有马步芳多，也不像马步芳那样什么缺德丧良心的事都干，走私、贩毒、扣押盘剥华侨这种事一律不干。

他到美国后住在洛杉矶郊区，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算是回归了他祖宗的老本行。

马鸿逵在美国是平民一个，但骨子里还拿着一方诸侯的架子，在美国仍然过着三妻四妾的日子。只不过他名义上只有刘慕侠一个妻子，其他姨太太都称为秘书、表妹等等，之所以这么干，是怕遭美国社会的非难与指责。

马鸿逵一家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无法再忍受下去，毅然与马鸿逵离了婚。

刘慕侠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惟一对他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丫环一样地侍奉着马鸿逵。

可见三妻四妾，并非全是齐人之福，遭罪的也所在多有啊！

妻妾给他找麻烦，儿孙也不争气。1960年，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问题对簿公堂，后来牵连起来，把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当年霸据一方，说一不二，何曾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折腾一顿，气出病来，从此一病不起。

卧病期间，马鸿逵回忆一生经历，本该一切都放下了，谁知他越想越气，对马步芳仍然痛恨不减。1962年，马鸿逵抱病撰写了《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马步芳父子当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区种种劣迹。真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

不过马步芳在沙特过得悠然自得，全不理会马鸿逵临老的哀鸣。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重将死，狐死首丘，人死思归根。马鸿逵二十余年来未履故土，不由得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叮嘱刘慕侠，死后一定要归葬河州（即今临夏）。当夜咽气，亡年78岁。

但马鸿逵这个心愿最终没有实现，马氏子孙不敢给北京通信，马鸿逵长子马敦厚把父亲遗骸葬在了台北。

若地下有知，不知这匹“滑马”作何感想。

四、马鸿宾与马步青：一起义、一逃走

宁马的二号人物马鸿宾，结局是最好的。

按宁马系统最初的期望，马鸿宾应该继承马福禄的基业，谁知中途被叔父马福祥截了胡。

马福祥在世时叔侄还算和睦，马福祥去世后马鸿逵掌了大权，便开始排挤堂兄马鸿宾，把他手中的部队一再缩编，后来只剩下一个军。

因此两兄弟之间的一直别扭着。

解放军进攻银川时，马鸿逵让马鸿宾率其八十一军顶在前面的中卫城，先抵挡一阵子。马鸿宾非常恼怒，都这个时候了，一家人还不和衷共济，反而叫自己去当肉盾。

我军抓住这个时机，派宁夏一个著名回族老人郭南浦，前去劝降。马鸿宾起初还想讨价还价，还说要派代表去北京直接和中共领导人谈话。

杨得志不惯这个毛病，急令大军向中卫城猛攻，先打一阵，打疼了马鸿宾，接下来谈判就容易了。杨得志命64军调来榴弹炮团，集中火力猛轰81军的碉堡和公路，炸毁一部分马家军的汽车队，展示了解放军威猛无俦的强大火力。

马鸿宾见识了解放军的威力，吓得赶紧向解放军派代表，声称愿意就地接受和平改编。

马鸿宾原有的八十一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其自行扩建的独二军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

马鸿宾感激涕零，当年马家军对红军犯下重大罪过，现在居然能受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如此大的优待，这份恩情无以为报。

中戴眼镜者为马鸿宾，前左杨得志司令员，前右李志民政委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陆续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款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

1960年，马鸿宾因胃癌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政府为马鸿宾送了花圈。

再来看看马步青。

马步青是马步芳的大哥。马麒死后，步青、步芳兄弟两个本来各掌一军，马步青手里的是骑兵第五军。

但马步青论手腕、论心黑、论境界，都远远不如马步芳。

左马步芳，右马步青

马步芳处心积虑要把哥哥手里的骑兵军夺过来，1943年蒋介石将青马部队升级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任总司令。马步芳利用这个机会，对骑五军军官上下其手。他先是提升马步青为副总司令，而后借机让马呈祥出任骑五军军长。

马呈祥是马步青的女婿，马步青觉得他去当军长，应该没有问题，骑五军还是听自己的指挥。

谁料马呈祥一上任就改换门庭，和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打得火热。在其协助下，马步芳又从他开办的军官训练团中选取大量军官，充实到骑五军。如此一来，马步青就成了个名符其实的副总司令，啥也管不了了。

马步青肠子都悔青了，不该同意马呈祥这个二五仔接任军长。然事已至此，悔之无及，只好继续当那个有名无实的副总司令。

1949年9月，解放军兵临青海，青马军阀作鸟兽散，马步青没赶上马步芳的专机，只好逃到重庆，再由重庆转到广州，飞赴台北。

马步青在四马中名位、势力最弱，然而败退宝岛后，他却成了马家军的头面人物。蒋介石对这个政治废物不忘拉一把，让他继续充当西北军阀的代表，给小朝廷装点门面。

马步青在台湾先后出任“国防部”中将参议， “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职。马步青病死于1977年2月，亡年79岁。

王亚樵死后，他的手下都去做什么了？

王亚樵昔日的“小弟”华克之，曾经这样评价：“王亚樵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而这位在民国时期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汉，却死得非常凄惨，而且，还与自己手下的老婆有关。

1935年11月，王亚樵秘密组织骨干成员孙凤鸣持枪刺杀蒋介石，未曾想，行动失败。

无奈之下，孙凤鸣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将汪精卫打成了重伤。

蒋介石听说后，大发雷霆，他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悬赏100万，捉拿王亚樵；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

王亚樵听闻这个消息后，先是逃到了香港；后来，为了彻底摆脱戴笠的追杀，他带着20余名部属及其家眷从香港辗转到了广西梧州。

这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这两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

因此，在王亚樵看来，广西梧州应该是最安全的。

起初，事情就像王亚樵预料的那样，戴笠根本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地，更别说是刺杀他了。

直到有一天，戴笠的手下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才算是将王亚樵一步一步置身于危险之中。

原来，王亚樵有一个得力干将，叫余立奎，此人，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杀汪精卫被李怀诚出卖而遭到逮捕。

为了查到王亚樵的藏身地点，戴笠安排特务对余立奎百般折磨，但是，余立奎是一个硬汉，任凭特务狠狠毒打，他始终不肯透漏有关王亚樵的半点儿信息。

可是，戴笠打听到，余立奎有一个小妾叫婉君，对王亚樵及其重要部下十分熟悉。

于是，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寻找王亚樵的线索。

戴笠安排特务接近婉君，并假装好心地劝道：“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以委任他一个省主席当当。”

为了打消婉君的疑虑，特务们还对婉君许下了诺言：“找到王亚樵，我们就会立马放掉余立奎，说不定，也会给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

婉君一听，动心了，她和丈夫余立奎追随王亚樵这么多年，过得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从来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想到这里，婉君答应了特务的请求，表示自己会出面寻找王亚樵。

戴笠得知婉君的决定后，非常高兴。

不过，这不是儿戏，能否找到王亚樵关系到整个中统的名声，也关系到戴笠日后的前途。

为了稳住婉君，戴笠亲自与婉君面谈，并一手赠送给婉君10万元巨款，同时，戴笠还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奖金数目更为可观。”

但是，此事重大，关系着王亚樵的人身安全，面对重金利诱，婉君也不敢随意透露王亚樵的消息，她想确认一番后，再做决定。

为了确认戴笠的意图，婉君天真地问道：“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

“那还有假？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他做了高官，我也能沾沾光啊”，戴笠信誓旦旦地答道。

婉君听后，深信不疑，当即表示，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找到王亚樵的下落。

可是，婉君高兴的太早，她只听进了戴笠的高谈阔论，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中透露出的丝丝杀气。

果然，没过三天，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在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

戴笠听后，异常兴奋，内心之中马上策划了一个诱捕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这个方案离不开婉君的配合，甚至，戴笠还让她打了头阵。

1936年9月中旬，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告诉他：“我在香港生活困难，我也想来梧州生活。”

王亚樵听后，深信不疑，当即答应下来。

几天以后，婉君再次告诉王亚樵：“亚樵哥，我有重要事情与你商量，请你来我住处一趟。”

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平日里异常谨慎的王亚樵，接到婉君的邀约后，想都没有想就赶往了婉君的住所。

殊不知，戴笠早已在婉君家周围布下天罗地网，想给“暗杀大王”王亚樵来个瓮中捉鳖。

当毫无防备的王亚樵刚刚踏进婉君的房间时，早已埋伏在门口的特务们突然向他撒了一把石灰，迷住了他的双眼。

在双眼灼热而又看不见的情况下，王亚樵同特务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

心狠手辣的特务们撤退之前，又残忍地用刀剥去王亚樵的脸皮，同时，为了灭口，将余立奎的小妾婉君杀害了。

王亚樵死后，他昔日的手下郑抱真，带着徒弟许志远，买官收殓，将王亚樵安葬在了梧州的倪庄村。

曾让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等上海滩大佬害怕、让蒋介石头疼的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

他死后，他的手下去了哪里？

我们先从“刺汪勇士”孙凤鸣说起。

孙凤鸣：化身晨光社记者，行刺汪精卫，比王亚樵死的还要早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场，根据会议安排，开幕式结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会与参会的委员们集体合影留念。

眼看拍照的时间快要到了，可是，蒋介石迟迟未到。

出于好心的汪精卫，一连两次走进蒋介石的休息室，请蒋介石出来拍照，均被蒋介石拒绝了。

原来，蒋介石见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带保镖来了，他担心有些人浑水摸鱼也进入了会场，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并不打算出席这次合影。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转身就要离去，此时，蒋介石开口了，他提醒汪精卫：“我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

汪精卫不听，他一个人去和委员们合影了。

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见刺杀蒋介石不成，便退而求其次，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朝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

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拍照现场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在场的张静江滚到在地，孔祥熙一头钻到附近一架汽车底下，反观张继反应比较快，他迅速跑到孙凤鸣背后，一把抱住了孙凤鸣。

这时，张学良眼疾手快，一脚踢去，将孙凤鸣手中的短枪踢落在地上。

汪精卫的卫兵朝着孙凤鸣连开三枪，击中了孙凤鸣的胸部，孙凤鸣即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被击倒后，卫兵从他身上搜出6角毫洋和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1枚。

其实，孙凤鸣事先准备了3枚鸦片烟泡，另外两枚，他已提前服下。

由此看来，孙凤鸣早已抱定了誓不生还的决心。

国民党当局竭尽全力抢救孙凤鸣，动用的医疗人员、救护设备甚至超过了对汪精卫的救治标准。

他们就是希望从孙凤鸣嘴里了解行刺的背景。

可是，孙凤鸣非常坚强，他在重伤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口咬定：“我是大老粗，我凭良心做事，没什么背景。”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便去世了，年仅30岁。

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他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园；1988年7月，碑园建成，昔日同为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此时已经86岁高龄，他亲自赶到徐州，为孙凤鸣主持揭碑仪式，并挥泪写下一首悼念诗：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华克之：曾被悬赏10万元，1998年去世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他明白孙凤鸣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找到戴笠，要求限期破案。

一时间，南京城中黑云罩日，全程封锁。

很快，特务们逮捕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社的贺坡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往来的人；株连到的亲朋好友非常之多。

然而，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唯独走脱了一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晨光社社长胡云卿。

戴笠查到，所谓的胡云卿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真实的名字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但是，无论出动多少人马，无论是掘地三尺，还是顺藤摸瓜，就是抓不到华克之。

一年后，华克之突然出现在香港，公开发表了当时刺杀汪精卫的真相。

原来，他是国民党左派，因不满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晨光通讯社，准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刺杀蒋介石。

未曾想，蒋介石非常谨慎，没有出场，只能退而求其次，刺杀了汪精卫。

此文一出，蒋介石立即下令追捕华克之，并悬赏重金10万元，大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之意。

但是，华克之却神秘地消失了，彷佛人世间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一般。

几年以后，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出现了一位叫张建良的情报奇才，他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神出鬼没，来回折返，一方面刺探敌情，另一方面偷运军火，屡建奇功。

这位张建良便是销声已久的华克之。

1937年，他来到延安，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随即被派往华南，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工作，做上了延安和华南之间的信使。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他广泛的人际关系，为我军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华克之仍然在情报战线上工作。

1998年，这位传奇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6岁，走的时候非常安详。

郑抱真：主动安葬了王亚樵，后来成为合肥的首任市长

郑抱真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97年，与王亚樵是老乡。

1924年，经过大哥郑绍成的介绍，加入了上海“斧头帮”。

两年后，“斧头帮”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郑抱真成为该团的二号人物，负责内外联系、行动谋划以及筹备武器等工作，经常游刃于南京、北平、广州和香港等地。

1936年3月，郑抱真、余亚农跟随王亚樵来到了广西梧州。

当年10月，王亚樵被戴笠杀害，郑抱真与其夫人没有逃避，反而是大胆地为王亚樵安排后事，将王亚樵暂时安葬在了广西梧州。

之后，郑抱真回到上海，将夫人和孩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自己只身一人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抗日。

1939年，他率队加入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一年后，被提拔为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实现了从传奇侠士到正规军的华丽转身。

1949年1月，合肥解放，郑抱真被安排回到家乡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后来，又被调任到皖北担任行署副主任，这个头衔相当于副省级。

合肥虽然解放了，但是，百废待兴，在当时还是一个烂摊子、穷摊子，在财政上十分困难。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郑抱真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发行地区性信用公债，让企业、民众购买。

这样一来，不仅迅速解决了当时的金融困难，还促进了物资流通商贸营业。

同时，他还倡导并亲手办起了合作社，在城内开设农民招待所，解决了外地、外乡支前农民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促进了大军渡江的保障工作。

连续没日没夜的工作，郑抱真身体严重透支，最终积劳成疾。

1954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57岁。

余立奎：铁血硬汉，没有出卖王亚樵

余立奎，出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东北乡元疃村人，与王亚樵是同乡。

其实，余立奎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少年时代，曾在其舅舅家的店铺里帮工，12岁时，外出当兵。

1910年，余立奎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1921年，加入上海“斧头帮”，后来，“斧头帮”改为“铁血锄奸团”，余立奎成了这个团的核心成员，并参与了“刺杀宋子文”、“给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安装炸弹”等多次行动。

1935年11月，因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案，余立奎被逮捕入狱，其实，余立奎并没有参与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抓余立奎，就是因为余立奎与王亚樵关系密切，戴笠想从余立奎嘴中挖到有关王亚樵的藏身地点。

但是，余立奎是条硬汉，任凭特务们百般威逼利诱，他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只可惜，他的老婆婉君受到特务们的蛊惑，出卖了王亚樵。

后来，余立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他一直被关押了13年之久，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余立奎一直处于监视之中，在威逼之下，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提供的虚职。

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迫长江，并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国民政府的人员纷纷南迁，有的去了广州，有的去了台湾，可是，余立奎没有走，而是设法留了下来。

南京解放后，余立奎也得到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1年，,回到安徽后，余立奎当上了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

1967年，余立奎病逝，享年78岁。

除了这4位得力干将，王亚樵还有余亚农、贺坡光、张玉华等助手，但是，刺汪案发生后，贺坡光和张玉华被判处死刑，至于余亚农，他后来加入民主同盟，帮助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后，他担任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至于其他手下，命运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