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山编剧是谁「王树元与杜鹃山二当演员多元多彩做编剧潜心学习」

新安旅行团从成立起，一直辗转于国统区、解放区，在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历史时期，积极从事革命文艺宣传活动。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给新安旅行团写信，勉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根据工作需要，从部队转向地方。1950年，新安旅行团更名为华东文化部新旅歌舞剧团，1952年与南京文工团、华东革大文工团、上海青年文工团等四个单位合并，组建成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1956年改为上海实验歌剧院，11月正式成立上海歌剧院。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歌剧还处于萌芽状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以新秧歌运动为起点的一批秧歌剧如雨后春笋，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短小精悍的秧歌剧，这些剧目贴近劳动人民生活，群众喜闻乐见，在解放区演得热火朝天。1945年，由秧歌剧发展而成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诞生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民族新歌剧”的音乐戏剧模式，发展至新中国初期，民族歌剧才真正具备了自己的品格。为了让年轻的新歌剧艺术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艺术家不仅是在秧歌剧基础上发展新歌剧，在民间舞蹈基础上发展新舞剧，还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特别是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成功经验。

王树元所在的歌舞剧团为了提高演员的艺术素养和专业技能，特聘请了舞蹈艺术家吴晓邦做艺术指导，教授舞蹈基本训练；请来汪传钤、华传浩等一批昆曲名家，教授中国传统戏曲基本功；请来声乐教育家吕伯克、唐荣枚，教授西洋美声唱法；请来小提琴演奏家郑金銮，教授小提琴；又派人走出去，向歌唱家周小燕等教授学习声乐……新上海，为他们提供了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学习艺术，大家如饥似渴，夙兴夜寐。为了更好地宣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他们仍然保持着解放军的优良工作作风，以忘我的精神创排新剧目。

在《白毛女》这座里程碑式的新歌剧影响下，《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草原之歌》等等新歌剧相继问世，它们吸收了西洋歌剧的有益经验，剧中有了朗诵性的戏剧唱腔和咏叹性质的大段抒情唱腔；在板腔运用、创作方式、曲调采用、语言使用上极具民族性，既借鉴了中国戏曲元素，又有别于以歌舞、宾白并重的中国传统戏曲，使声腔体系丰富多彩，演唱风格独具魅力。王树元一代歌剧演员，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他们以为人民放歌劲舞为使命，演唱的新歌剧全部绽放着时代的精神风采。

歌舞剧《王贵与李香香》剧照，王树元（左）饰王贵

1951年春，这是华东新旅歌舞剧团迎来的第一个明媚春天。3月4日，他们排演的第一部3幕10场歌舞剧《王贵与李香香》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在此之前的1月份，他们就已经在镇江、扬州、无锡三地巡演了26场，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歌舞剧《王贵与李香香》是根据李季同名长诗改编的剧目，以20世纪30年代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一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揭露了农村阶级压迫，阐明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的关系。剧情并不复杂，土地革命成功后，给地主当长工的陕北青年农民王贵与同村姑娘李香香相爱成亲, 游击队转移后，恶霸地主崔二爷抓走王贵逼迫李香香改嫁于自己。游击队打回后，严惩了崔二爷，王贵与李香香得以团圆。

这次演出是根据原新安旅行团1948年在济南演出的同名秧歌剧重新加工创作的，音乐以陕北、华北民歌及陕西秦腔、山西梆子为主要素材，以歌曲为主，间有咏叹调，中西混合乐队伴奏。演出采用歌、舞、剧相结合的形式，并吸取民族戏曲、曲艺的表现方法，舞蹈采用了陕北民间舞蹈和现代舞蹈语汇。

这是团里排的第一部大戏，一切都没有模式和惯例，让谁来演男主角呢？比较一番后，团部决定让身高一米八多、能唱能跳的王树元试唱一下，王树元便不假思索地哼唱起来，没唱几句，他们便说：“好，王贵就由你演了！”选拔如此简单，王树元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捷地就被选为男主角A角。

其实王树元的简单哼唱包含了许多不简单的艺术因素，他自幼在乡村戏台看了许多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河北梆子、山西梆子……耳濡目染，梆子的旋律便在他脑海里扎下了根基。王贵的唱腔恰恰就吸收了梆子唱腔的音乐元素，这让王树元的艺能一下子得到施展。剧中有一个故事情节，崔二爷知道王贵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把他抓起来吊在树上毒打，王贵毫不畏惧，怒斥崔二爷，这段“怒斥”就借鉴了高亢激昂的梆子唱腔，成了王树元舞台上的演唱亮点。每当唱到“闹革命成功我翻了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时，王树元不负众望，总能以酣畅淋漓的演唱赢得台下的热烈掌声。民族戏曲的艺术营养滋养了王树元，让他在这部富有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歌唱风格的剧中一举成功地塑造了敢于反抗、争取自由幸福的青年农民形象！

在新中国初期土改开始之际，《王贵与李香香》这部反封建压迫的歌剧和振动文坛的同名长诗一样，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歌剧的表现力则更直观、更深刻。新旅歌舞剧团的演员们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们的艺术潜质好，富有革命热情，长期受民间艺术熏陶，到上海后经名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演艺有了长足的进步。灯光布景得到上海知名的舞美专家鼎力协助，使得舞台艺术品质有了大幅度提高。这部剧一上演就非常轰动，一直演了一两个月，场场爆满。上海的观众对他们的演出赞不绝口，他们说，没想到解放军的腰鼓打得好、秧歌扭得好，大型歌舞剧也演得如此之好。新旅歌舞剧团首演大型歌舞剧，旗开得胜，在当时的上海，影响很大。

此后，王树元又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了王大春。歌剧《白毛女》虽在艺术形式上吸收了外国歌剧的一些因素，但马可和其他几位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则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诸多手法。民族歌剧用戏曲板腔体的原则进行创作是中国歌剧对世界歌剧艺术的一大贡献，更是中国观众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毫无疑问，这种带有浓厚民族戏曲板腔的歌剧表演非常适合王树元，王树元也以此表演特点再次赢得了观众。

歌剧《小二黑结婚》剧照，王树元（右）饰小二黑

歌剧《小二黑结婚》剧照，王树元（左）饰小二黑

根据赵树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是中国歌剧中的经典作品，其音乐也是由马可等人创作。1953年1月由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首演于北京实验剧场，后来上海歌剧院也排演了这个剧目，王树元在剧中扮演了小二黑。这部歌剧鲜明的民族性特征突出体现在音乐创作上。“三梆一落”是马可经常采用的音乐素材。“三梆” 即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一落”即为评剧。《小二黑结婚》突出采用了部分山西梆子音乐，故而，这又使谙熟梆子唱腔的王树元在剧中的表演得心应手，颇有作为。

在艺术上，王树元既借鉴民族戏曲表演艺术，也努力学习外国歌剧有益的表演艺术，因此他在歌剧中扮演的角色，形象各异，多姿多彩。在借鉴了欧洲传统歌剧音乐创作手段、穿插有渔歌及渔民号子等音乐的5幕9场歌剧《天门岛》中，王树元饰演的主要人物渔村党支部书记方大海，胜任了既有咏叹调又有民歌的演唱；在歌剧《刘介梅》中饰演讨过饭、当过长工、“忘本回头”的典型刘介梅，表演入木三分，反响不俗；在6幕5场歌剧《草原之歌》扮演的阻挠两部落青年相爱的部落头人多尔吉，从形象到表演都可圈可点……

王树元在歌剧《草原之歌》中扮演的藏族部落首领形象

歌剧《刘介梅》剧照，王树元（左）饰刘介梅

在歌剧表演中，王树元对正面反面人物和性格迥异人物的表演有着很强的驾驭力。在汉口附近的驼子店排《刘介梅》时，一次，导演陈强计划安排用整个下午用来排练全剧压轴戏中刘介梅最重要的一段唱。一开排，王树元一气呵成地完成这段很长的演唱，导演马上满意地一拍手说：“好！过！”就这样，原定一下午的排练早早提前结束，下午的日程又做了新的安排；有一次上海歌剧院在外地演出，已经转到创作组工作的王树元临时救场，在歌剧《刘三姐》中串演陶秀才，没有参加排练的王树元凭着对剧本的熟悉和丰富的舞台经验，即兴发挥。他演的陶秀才摇头晃脑，酸腐狂妄，与刘三姐对歌时唱的最后一句，借鉴了西洋唱法，用“颤抖”的声腔夹带着酸溜溜的怪味，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陶秀才的人物性格。王树元的二次创作表演富有激情，顿时博得满堂彩，连台上的演员都笑了起来。他的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刘三姐的演唱情绪，使她骂起秀才更加痛快淋漓。

王树元在舞台上不仅演歌舞剧，还演了一些地方小戏，譬如在黄梅戏《夫妻观灯》中饰演王小六，在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中饰演刘海。

黄梅戏《夫妻观灯》剧照，王树元（右）饰青年农民王小六

《夫妻观灯》是黄梅戏的经典之作。这出小戏演的是安庆怀宁大桥头镇农民王小六夫妻正月十五上街看花灯的故事。一路上，人山人海，花灯各异。戏不长，但演员载歌载舞，妙趣横生，使这出小戏很有观赏性。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夫妻观灯》，严凤英圆润明快、质朴细腻的演唱与王少舫别具一格、炉火纯青的演唱相映成辉。尤其那段排比巧妙、诙谐幽默的《十盏灯》，被他们演唱得淳朴清新、优美欢快，让观众回味无穷。

王树元和叶野为了演好这个戏，来到安徽安庆向严凤英和王少舫悉心求教，黄梅戏的艺术魅力和两位艺术家的精湛演艺令他们折服不已，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除了《夫妻观灯》外，他们还一鼓作气学了《路遇》《打猪草》《秋香送茶》《蓝桥会》等小戏。回到上海后，昆曲传字辈的名丑华传浩为他们学来的戏再“精加工”。华传浩帮他们设计身段，并一招一式亲自示范，譬如王小六怎么把妻子抱起来让她站在膝盖上看灯，远处的灯应该怎么看……昆曲名家汪传钤、华传浩是上海歌剧院聘请的艺术指导教师，从压腿、踢腿、跑圆场、翻跟头、甩水袖、起霸等中国古典戏曲程式基本动作教起，进而又教授了《林冲夜奔》《芦花荡》《断桥》《游园惊梦》等折子戏，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所以王树元很快就掌握王小六的表演。王树元和叶野的《夫妻观灯》推上舞台后，很受欢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后给予很好的评价。此后，在招待外宾的每台节目中几乎都少不了这出小戏，有的外宾观后赞扬说：“舞台上没有一盏灯，可是看了演员的表演，觉得满台都是花灯。”他们的这个小戏甚至还与周信芳的《跑城》、梅兰芳的《惊梦》同台演出……

一出《夫妻观灯》，不仅取得了艺术成就还同时获得了甜蜜的爱情，王树元和叶野这对舞台上的假夫妻后来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夫妻。

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剧照，王树元（右）饰刘海

《刘海砍樵》是湖南花鼓戏中的经典名篇，讲的是樵夫刘海凭着勤劳忠厚赢得狐仙少女胡秀英爱情的故事。这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美丽神话故事，由花鼓戏呈现于舞台后，语言简洁生动、诙谐幽默，表演朴实明快、活泼喜庆，人物丰满，情节动人，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之一。1952年该剧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并获奖，此后风靡全国。上海歌剧院为了用多元性的艺术丰富他们的舞台，也排演了这部有着浓郁地方戏色彩的花鼓戏。王树元演刘樵，陈大林演胡秀英。他们演的这部戏与其他歌舞组合成一台节目，在人民大舞台演出月余，观众场场爆满，其中，这个小戏里“刘海哥，那我将你好有一比……我这里将大姐好有一比……”的夫妻对唱，歌舞并茂，风趣可爱，很受观众欢迎。

在20世纪50年代，王树元主演的《夫妻观灯》《刘海砍樵》成为当时上海歌剧院的保留节目，除多次参加上海的外事演出，还曾到北京参加欢迎金日成访华的演出。

认真与勤奋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力量；王树元将“认真”深入至骨髓、“勤奋”融化至血液，于是他的天赋就转变成实力，凭此，王树元从一名文艺战士迅速成长为优秀的专业演员。他以朴实大气的台风、婉转动听的歌喉、高拔挺俊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舞台人物！

王树元与《杜鹃山》（一）：为报国弃学从戎，大熔炉沸腾火热

中国的艺术家们没有满足“民族新歌剧”的产生，他们深知，这仅仅是中国歌剧道路的起步，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们边积极创演新歌剧，边引进学习西洋歌剧，中央实验歌剧院首演了《茶花女》《奥涅金》《蝴蝶夫人》等欧洲经典歌剧。在丰富舞台的同时，他们还特别注重在音乐创作和声乐训练上越来越多地吸取西方传统歌剧的技巧和方法。当时上海歌剧界整个创作和演唱训练，都开始逐渐向美声唱法学习转轨。上海音乐学院等艺术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也陆续补充进团。王树元感觉到，像自己这样从解放区来的部队老演员，没有接受过科班的正规声乐教育，还只习惯于吸收戏曲元素的民族唱法，习惯于唱小戏，在歌剧演唱大步发展中不免有落伍之感。王树元是清醒的，斗转星移，时代发展，江山代有才人出，李杜诗篇不新鲜！

王树元幼年熟读诗书，在学生时代，他不仅数理化优秀，对文学的爱好和学习也从无忽视过，他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校园的玻璃橱窗展出。今遇契机，又激发起内心潜在的创作欲望，而且日益强烈，他决定要把自己事业的重心逐渐转向编剧。当时，上海举办了艺术培训班，由苏联专家讲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王树元去做了一名旁听生。

读斯氏体系，演戏，排戏，写戏，旷若发蒙。然而，这套系统科学的戏剧宏论，卷帙浩繁，学习者绝非一蹴而就，往往令人望洋兴叹，浅尝辄止，而王树元没有退却。一部苏联励志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他带来光明和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刻画出的艺术形象深受世界人民热爱，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自我牺牲的品质、顽强坚韧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信念、热爱学习的精神像一座高耸的丰碑，激励着几代中国青年为实现人生价值自强不息地奋斗。

“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保尔这段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辉的格言牢牢镌刻在王树元的脑海中。他立志，无论做演员还是做编剧，都不能碌碌无为，都要为祖国、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不为命运所屈的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成为他心中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

做一名戏剧编剧只有决心远远不够，戏剧故事的基本元素是题材、背景、情节、悬念、主题、人物、结构、语言……要掌握这些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学表达能力和较高的艺术素养。于是，王树元开始向书本学习。

歌剧《大野芳菲》由王树元及夫人叶野编剧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成了王树元常去的地方，一壶开水、一个馒头、两袋榨菜，一坐就是一天。在这里，他“认识“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哥尔多尼、歌德、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些世界戏剧大师、文学巨匠们告诉他，戏剧创作怎样设立主体，怎样设立情节，怎样描摹细节，怎么设置悬念，怎样刻画人物，怎么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吸引观众……他们一套套系统完整的创作理论，一部部精致绝伦的经典巨作，让王树元深深折服。浩大文学殿堂里的五光十色让王树元心中充满了希望和追求。

当年，观看戏剧是上海歌剧院演员必须的业务学习，在上海的剧场看演出不需用票，领导甚至要求演职员们连彩排也不能放过。在这得天独厚的“绿色通道”中，无论是外国的戏剧还是中国的戏曲，王树元不失时机地观摩演出和排练。

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舞台演出不乏外国的话剧、歌剧，王树元总是从编剧角度去学习观察，西方戏剧如何把人摆在镜框里呈平面感，如何追求舞台表演与真实生活的相同……

上海是我国南北戏曲集散的重镇码头，在这里，名家荟萃，剧目繁多。走入剧场，王树元总是醉心地阅读着台上的“活”剧本，纸上的故事人物跃然眼前。他每看一出戏，总是从编剧的角度，注意剧本如何推进情节、刻画人物……观察中国传统戏剧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起承转合……研究民族戏曲创作 “立主脑”“减头绪” “一人一事”的叙事结构……

在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王树元穿梭往来在剧场之间，看了一场又一场，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呈平面、像网平铺的西方话剧与单线起头、一线贯穿到底的中国戏曲；西方戏剧的“写实”与中国戏剧的“写意”，一场场、一幕幕，他心无旁骛，对比着，思考着……

“游飏下晴空，寻芳到菊丛，带声来蕊上，连影在香中。”王树元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在戏剧的百花园中，采集着每一朵花上的蜜源，潜心致志，孜孜不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