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年卖假药给志愿军致上万名战士惨死于病榻结局大快人心

1951年4月份的一天，卫士李银桥一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就发现气氛不对:

毛主席身着制服，双手叉腰，独自站在窗前生闷气。

李银桥明白，当时再大的事莫过于抗美援朝。然而这件事却出乎意料，而且非同小可。

毛主席与李银桥

一阵沉默之后，毛主席长叹一口气，坐下说:“银桥啊，我们那么多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可国内共产党的队伍里竟出了贪污犯，而且是大贪污犯……”

毛主席所说的大贪污犯正是刘青山和张子善，天津前任和现任地委书记。

此二人曾经为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却经不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被“糖衣炮弹”拉下了水。

那么送“糖衣炮弹”的这伙人又是谁呢？奸商王康年便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过百万的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

但这场战争的惨烈性超乎想象，美军掌握制空权，且武器装备上也占有极大优势，志愿军以劣势要战胜强敌，自然异常惨烈。

而2021年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和2022年上映的《长津湖水门桥》这两部影片中的场景仅仅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缩影。

志愿军战士不怕流血牺牲，但粮食和药品却成为志愿军战士心中的痛。

打仗离不开后勤保障，当时国内民众省吃俭用，全力以赴支援抗美援朝，周总理还亲自为志愿军炒面。

但随着志愿军战士的节节胜利，当打过三八线以后，战线越来越长，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

在极寒的朝鲜，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下，有的志愿军光着脚同美军战斗。

不止是粮食和衣服，而药品更是奇缺，可以说一药难求。

1951年2月，在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为后勤保障问题曾亲自回国，为筹集物资药品，彭总曾在一次会议上几度哽咽落泪。

通过全国军民的努力，物资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到朝鲜战场。

然而就在这些物资药品中，却有人造假捣鬼，以次充好。

1952年春，一个特殊的包裹从朝鲜战争寄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

包裹里是一款急救包，是由国内厂商为朝鲜志愿军战士定做的，里面是一个小药瓶和一团止血绷带。

看似简单，但在战场上能救命，这也是百万志愿军战士赖以生存的唯一应急装备。

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急救包时，却不由得心中一惊: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原来是药品变质，纱布也未经消毒处理，已经发霉。

随同包裹一块寄来的还有彭德怀总司令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由于后勤药品劣质，前线成千上万名志愿军战士因为感染牺牲在了后方医院，目前已下令将志愿军手中20万个劣质急救包就地销毁，希望后方单位能够严查此事，惩办不法奸商。

随后，通过订单的交易记录，目标锁定在上海药商王康年所经营的大康行药店。

很显然，这次造假事件的罪魁祸首便是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1924年生于浙江杭州，家境优越。17岁便在家人的帮助下入职上海大亚电台，成为一名报告员，工作轻松，薪水不菲。

但王康年根本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而他的发迹却得益于岳父。

1942年，王康年结婚了，岳父是当时上海租界的巡抚，手中有权。

正是在其岳父的帮助下，王康年步入商界，他开的第一家商行取名“大康行”，是一家杂货店。

当然，王康年不可能老老实实地经营杂货，他主要靠倒卖当时的紧俏货“雪花膏”和“万金油”赚取暴利。

但很快，王康年又发现了另一个生意，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程度，战争物资无疑是最短缺的，尤其是西药，当时国内太缺了。

一向靠走捷径的王康年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改换门庭，将“大康行”杂货店改为“大康西药行”。

虽然换了招牌，但商场如战场，西药行业自然是挤破了头，王康年作为刚转行的新手，一无进货渠道，二无强大的资金，要在这个行业立足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坑蒙拐骗是王康年的拿手好戏，他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戏法挤进了这个行业。

他是这样操作的:对进货渠道，他开出天价，以远远高出行情的价格骗取信任，取得货物；而对于销售渠道，他又以极低的价格大肆兜售，然后骗取货款。

下一步，就是一个拖字诀，对于进货渠道他迟迟不打款，对于销售渠道他迟迟不发货，以此就达到了“空手套白狼”的效果。

如此操作，别人自然不答应，王康年少不了诉讼。

如1949年的一起诉讼，王康年竟然顺利过关，并将价值两亿元的药品合法占有。

王康年

1949年5月3日，国民党上海法院接到一起诉讼案件，“职业新药”老板严广骏起诉“大康西药行”老板王康年，理由是大康西药行将职业新药寄存于此的一批价值两亿元的药品占为己有，拒绝归还。

庭审现场，王康年承认占了“职业新药”的货，但当法官裁决让他返还时，他却一本正经地宣布大康西药行破产了，无法归还。

当时由于上海即将解放，法院并没有深究，此事便不了了之，王康年空手套取了价值两亿元的药品。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鼓励开业，恢复经济。

在工商部门调解下，“职业新药”老板严广骏同意将被王康年侵吞的货物转为债务，让“大康西药”负债营业。

由于解放后市场非常稳定，短短几年时间，王康年所经营的“大康行”一度起死回生，营业额达到了350亿元。

自然，王康年也因此发财。

解放后，如果王康年能够改邪归正，或许他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秉性难移。

解放后，王康年为何在短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崛起，这源于他的一些“技能”。

当时，王康年将自己伪装成积极分子，不仅加入了工商联，还在上海当地“肃反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由于与官方搭上了线，王康年顺利接到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甚至部队的大量订单。

但不管王康年如何伪装，没变，但他的经营风格始终未变，空买空卖，投机倒把。

如1949年，苏北某机关到上海采购药品，王康年通过关系接到了这个订单。

但当时王康年手头并没有货，等货款到手后，他即伙同哥哥王康庆开始“生产”这批药，用自来水当原材料，以假货蒙混过关了。

1950年，王康年再次接到皖北军区的订单，这次是一批咳嗽糖浆。

说实话，本来这种药就成本很低，如果照实供货，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

但王康年本性不改，在市场上收购了一批已经过期发酵的糖浆，卖给了部队。

然而当部队发现药品有问题时，王康年却振振有词地对部队负责人讲:

“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军民勒紧裤腰带供应前线。

但王康年不思回报，贪得无厌，将魔爪伸向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

当时，王康年靠关系接连拿到志愿军的好几笔大订单。

如1951年11月份，志愿军后勤部向王康年订购了一批前线急需的药品。

王康年当时并没有存货，也没有货源，但他依然收下了大笔货款，随即用这笔钱偿还了自己以前在银行的贷款。

前线十万火急，但到了约定的发货日期，王康年却以银根紧，货源紧张为借口，进行拖延。

而后他就进行造假，将废弃的医疗器械和一些过期的辅助药物发出去。

有一次，志愿军急需一批急救包，这是一批几十万个的大订单。

王康年慷慨地接下了这笔订单，但他根本就没打算从厂家订货，而是自行配置。

他一边从市场收购临期药品，另一边大量回收废旧纱布和棉布，未经过任何消毒就将这些物品打包放进给志愿军的急救包中。

很快，这些劣质的假冒药品就千里迢迢被志愿军后勤部运送到了前线。

急救包是救命的，但当受伤的志愿军战士使用了急救包里的药品和纱布后却纷纷感染细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因此惨死于后方医院。

而这正是文章开头所出现的一幕。

很显然，王康年就是一个骗子，在行业内可以说是声名狼藉，但为何他又能接到大量的官方订单呢？

1952年1月26日，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五反”运动打响。

“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于“五反”，毛主席如此批示:“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

在这种背景之下，很快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并且王康年也在此时落网。

经法院审理查明，王康年获取订单的秘密曝光。

原来，解放后王康年秘密成立了一个公关团队，即“外勤部”。

每当有采购人员上门时，王康年便支使公关人员招待，美女陪酒，大吃海喝，并有手表等贵重物品相赠。

当然，王康年的手段远远不止这些，据法院查明，王康年曾向37个国家机关中的85名工作人员行贿，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

王康年押赴刑场

而这些人员除了掌握采购大权的人员外，还有负责验收的人员。

如中南军区的一笔订单，王康年通过行贿验收人员就非法获利2亿元。

天网恢恢，王康年罪恶累累，丧心病狂，即便很狡猾，但最终还是受到惩罚。

1953年2月28日，王康年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