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涓死于马陵之战(大秦帝国赵括与赵军)

从古到今，人们总是对桂陵之战和马陵道之战津津乐道，一边惊叹于孙膑的战术之奇妙高超，一边又谈论着庞涓与孙膑之间的恩怨仇恨，很少有人从魏国庙堂去分析这两场战争。

孙膑围魏救赵的战略，看似是针对庞涓的算计，其实他算计的是魏国庙堂，算计的是魏国高层倾轧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

桂陵之战的起因是天象变化，魏国君臣认为这是预示着魏国要一统天下，于是魏国君臣开会讨论，上将军庞涓和名将龙贾主张先攻打秦国，可是太子申和丞相公子卬这两个根本没上过战场，完全不懂战争为何物的公子哥根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认为秦国还是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主张先统一三晋。

魏惠王本来应该多听听两个将军的意见，可是这个魏惠王很有意思，他决断国事很少客观判断，总是带有个人喜好，重要的是他这个非常信命。

他认为面相贵气的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好的，面相不好的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好。他相信人无天命，谋划再好也不会成功；人有天命，纵使谋划再差，也会歪打正着。也就是说，一个人面相好，什么都不干，只要动动嘴皮子，想要统一天下也能统一天下。

魏惠王就是带着这样的思维决策这件统一天下的大事的，因为公子卬面相富贵，庞涓却是个“先吉后凶”的苦恶相，因此他选择了公子卬的良谋，根据他的想法，只要采用了公子卬的良谋，魏国一定能打胜仗，一定能统一天下，于是这件大事就这么决定了。

当时赵国国君赵成侯新丧，太子赵语继位，主少国疑，人心不稳，正是灭赵的好时机，于是这件灭赵国的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怎么打呢？

魏惠王是这么安排的，龙贾率河西守军防备秦国捣乱，太子申和公子卬率军八万防备齐国救援，庞涓率军二十万进攻赵国。

魏惠王安排的貌似很合理，完美无缺，实际上在魏国攻打赵国时，秦国没有任何动静，龙贾的河西守军只要坚守在河西就算完成任务了，庞涓这一路非常给力，经过多天的浴血奋战，赵国马上就要顶不住投降了，可是就在这时，齐国攻打魏国大梁了。

大梁是魏国新都，城墙无论是宽度还是坚固程度都是天下之最，城内还有用之不竭的硬弩，只要有优秀的将军守城，齐军根本攻不下，可是魏惠王一听说齐国攻打大梁，简直吓坏了，一连给庞涓发了十道紧急王书，下令他紧急回救大梁。

庞涓接到前几道王书时，没有理会魏惠王的命令，继续沉着下令继续攻打邯郸，一定要全面攻陷邯郸，可是当他接到第十道命令时，终于慌了，他不能再抗命了，只得撤军回救大梁。

就这样，庞涓在回救大梁中，陷入了孙膑设置的陷阱，在桂陵进入了齐军的包围，大败于桂陵。

现在问题来了，庞涓率军攻打赵军，公子卬和太子申率八军大军防备齐国，当齐国攻打大梁时，他们在哪？魏惠王为什么不下命令给太子申和公子卬，却一连给庞涓下了十道命令，让他回救大梁？

原来太子申和公子卬本来在东路防备齐军，当斥候报告有齐军越过燕国去救援赵国时，两个人也没弄清楚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疑兵），就率军浩浩荡荡地追去了，追到赵国东部不见了齐军，想当然地认为齐军畏惧他俩撤军了。

人能愚蠢地自信到这种程度，也是世间少有。

两人追到赵国边境，没有追到齐军，不思怎么回事，却怕庞涓攻破赵国独占大功，两人一番计议，不如杀到邯郸与庞涓一起灭赵，也能挣一份大功。当他俩带着八万大军跑到邯郸时，庞涓已经在回救大梁的路上，两人看着漆黑的邯郸城外一片肃杀，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而这时赵国君臣以为庞涓回来了，吓得要死，正准备逃呢？如果这时太子申和公子卬攻打邯郸，才真是挣了一份大功，结果这两人没有一个正才，反而怕赵国这时杀出来，又带着八万大军尾随庞涓跑了。

这两个人，一个太子，一个丞相，位高权重，在朝堂上说起大话来振振有词，蔑视苍生，可是真正到战场上，就是两个蠢才，占着将领的位置，不干将领的事，白白浪费了八万军队，就在路上瞎跑了。如果没有这两个蠢才，换上其他有能力的将军带领八万大军防备齐军，能有桂陵之战吗？

当时的魏武卒非常有名，战力强悍，硬碰硬，齐国军队根本不是对手，可惜魏惠王只看面相了。

只看面相的魏惠王也知道太子申和公子卬不是带兵打仗的料，出谋划策还行，所以当齐国攻打大梁时，魏惠王才一道又一道命令给庞涓，让他救大梁。如果魏惠王不只看面相，能够知人善任，用人得当，布局合理，即使齐国攻打大梁，也不用让庞涓回救，能有桂陵之战吗？

归根结底，魏国庙堂说话算数的都不干事，真正干事的又说话不算数，有能力的人被无能的人瞎指挥，庞涓就成了魏国的救火队长，而孙膑谋算的正是魏国的这种情况，他算定了只要齐国攻打大梁，庞涓这个救火队长一定会回来救大梁，所以这才有了桂陵之战。

第二场，马陵道之战，与围魏救赵一样，是一个围魏救韩的战役，这被称为战争史上的经典。这个经典战役，虽然体现了孙膑战术上的高超奇妙，但是孙膑谋算的依然是魏国庙堂。

有了上次齐国围魏救赵的经历，这次魏国攻打韩国，应该吸取上次的经验，留一部分人守卫大梁，防备齐军，可是这次魏国根本没有留一个人防备齐国的军队，除了防备秦国的，全部压到攻韩上来了。

攻打韩国这一仗，魏惠王依然采取了太子申和公子卬的谋略，实在是这两人面相好，大富大贵，有他俩谋划，一定能成功，于是太子申当了主将，上将军庞涓辅助，庞涓郁闷的吐血也没有一点办法。

这次攻打韩国，真正出力，指挥战役的依然是庞涓，太子申和公子卬坐在高车驷马中随中军前进。这两人就是来一边观风景，一边捞战功、体验体验名将感受来了，庞涓还得派兵保护这两个蠢才，真是浪费人力物力。

魏国有过一次战败的经验，却完全没有吸取教训，依然是这些面相贵气的人说了算，依然是这些面相贵气的人瞎出良谋，结果魏国军队全部攻韩，没有一兵一卒防备齐军，当齐军故伎重施攻打大梁时，魏国依然犯同一个错误，魏惠王命令庞涓回军救大梁。

庞涓憋着气，想要灭了齐国主力，结果又一次中了孙膑的计谋，在马陵道战死。

这两次战役，纵然有孙膑这个用兵大才的计谋，但是如果没有魏国庙堂的配合，这两次战役也不会这么顺利。所以，还是魏国上层混乱，决策如儿戏，把朝堂倾轧发挥得淋漓尽致，才让孙膑的谋略得逞，也枉送了庞涓的命，魏国也从此由强变弱了。

为何大秦帝国只存在了14年？是什么导致秦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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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从建立诸侯国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历经500余年，近40位君主。

但它的真正崛起，发轫自秦穆公。

秦穆公执政后对国体、机构都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待国力有了好转之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疆域面积扩大了好几倍。

国家有了实力以后，和邻近的晋国发生了征战，经过许多回合以后最终击败晋国，然后紧接着消灭了梁国、芮国、滑国等小诸侯国，取得西部地区的绝对话语权，一跃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这时期的秦国，已经具有了大国地位的话语权。

从此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中间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直至秦始皇等明主，经过400余年的不懈努力，到秦始皇时期，祖宗积淀的成果秦始皇一点都没有浪费，反而是更加发扬光大。

此时的秦始皇已经可以傲视群雄，睥睨天下了。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八荒吞六合，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战乱 ，完成了华夏的大一统。

这是亘古未有的伟业，所以秦始皇除了炫耀功业以外，又开始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

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的体制来管理国家；地方上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由中央垂直管理。

他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这一制度模式的出现，由此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这种统一标准的制定，其进步意义如今看起来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总括来讲，代表人类文明程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等要素，在秦始皇时代才算真正得到统一。

秦朝由此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帝国，秦始皇也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

但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大帝国，为何骤然之间就灰飞烟灭了呢？

主要因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我们试分析如下：

一、王朝建立后继续使用法家学说，比此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国统一六国以后，尽管进行了这个改革，那个设计，但只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自秦孝公以来一直实行的《商鞅法》。

秦国在秦孝公时代，确实是靠着《商鞅法》而强大起来的。

商鞅法从人性本恶观点出发，认为所有国内臣民不需要接受任何道德教育，也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及价值观。

臣民们一生只需保持人出生时的本性、并详细知晓跟他有关的国家法令，知道做哪些事会受到奖励、做哪些事会受到惩罚就可以了。

所以秦国严禁书籍在国内的传播、严禁从事说教之人在国境内活动，连歌舞、杂耍、说唱之类的艺人都被认为会是蛊惑人心的，以上各类人等凡被举报发现的一律处以极刑。

这种愚民之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秦国比较管用，对于统一以后的原齐国等这些文化发达地区的老百姓，就觉得很不适应，于是产生抵触情绪。

当时的秦国社会组织相当严密，商鞅变法建立了“什伍连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

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统一后的秦国将此推广至全国。

二、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形成高压状态

法家历来主张集权，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这种君主集权是绝对的：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

秦始皇开辟的中央集权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革新，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导致天下事系于一身，结果走向了极端，权力过分的集中。

为此，君主开始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 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

法家还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正是基于此，对六国的反叛势力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注重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迁关东豪族数百家于咸阳，尽收天下兵器铸为铜人，以弱六国之人。

三、高度的文化专制，导致各种先进文化受到摧残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文化高压政策，基本的出发点在于期望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进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

在秦朝统一后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里，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统一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理想。

因为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任何文化统一、意志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

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这种高压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则是根本不足取的。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权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度降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越来越多。

更有甚者，这些原因与结果互为交织，恶性循环——文化高压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激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严厉的高压政策；政府更严厉的高压政策则又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更加离心乃至反抗。

……如此循环不已，最终只能是政府自食其恶果。

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原本可以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机和崩溃。

四、过重的徭役和赋税

由于皇帝大权聚于一身，好大喜功的思想也开始作怪。于是不顾当时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开始滥用民力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开灵渠、筑长城、拓直道，全国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

在秦始皇所处的年代，放眼全世界，人口超过70万的大城市有几个？

罗马、迦太基、亚历山大港，这些蜚声古代世界的大城市，居然没有秦始皇工地上的人口多！

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就目前对始皇陵边修陵民工的遗址发掘情况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

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漫漫长途，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65.5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

五、没有完成战争状态到和平状态的及时转型

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思想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也就是说理论指导跟不上实际需要。

没有完成从战争思维转向和平执政思维的快速转变。在和平时期，仍然沿用统一战争时的惯性思维治理国家，用战争时的管理模式管理民众，把整个国家当做军队进行管理。

秦国统一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在穷兵黩武的始皇帝心中这只不过是新一轮开疆辟土的开始。

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士卒不敢弯弓抱怨，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

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

秦始皇迁移关中50万秦人至岭南与当地民族融合，但导致关中空虚，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

结语：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西汉的贾山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其实已经在崩溃，但是由于皇帝以及开国大臣的镇压，没有人敢于和政府对抗。

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秦二世时期，由于胡亥得国不正，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说服力。再加上他根本不懂得国家治理，依然用横征暴敛那一套。

农民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在悲惨的生活状态下生存，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

所以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它就像一粒火种，一下子引燃成燎原之火。

这把火一烧起，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起义队伍，这就像推到了“多米诺骨牌”一样，秦始皇穷其一生建立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秦始皇臆想千秋万世的秦王朝，国祚仅二世，15年时间，成为了历史上大统一王朝中国祚最短者。

总结以上几条，最后可以归结为两个字——“苛政”。

参考资料：

《史记》汉·司马迁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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