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洲评伽达默尔传︱我们穷得像教堂的老鼠

孙一洲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加]让·格朗丹著，黄旺、胡成恩译，拜德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536页，98.00元

公立大学的私人俱乐部

要整体地讨论二十世纪，最有资格的莫过于整体地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知识分子是很讲究论资排辈的行当，哲学家尤甚，因为长者的慈眉善目和著作等身总能给人不言自明的权威感。如果再活到了神龟虽寿的年纪，更足以让人信服其智慧不仅下明人事，甚至于上通天理。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有些人因活得久而让人感到好奇。

从1900年活到2002年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年轻时从未体现出长寿的潜质。他近亲中最高寿者也只活到了六十一岁，还有一位慢性癫痫的兄长和一位夭折的妹妹。他本人先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资短缺、魏玛时代的通货膨胀和数十年清贫的文科教员生活，间歇性处于营养不良之中，更在1922年一度感染过脊髓灰质炎，因跛足被当成残疾人。鉴于为一位百岁老人立传，篇幅横竖都捉襟见肘，本书对他的私生活点到即止。我们很难在本书中找到他长寿的秘诀，只感觉到伽达默尔对命运很少抱怨和戾气。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早年丧母，他那信奉俾斯麦的父亲有着普鲁士公务员的气质，自信踏实也服从命令。这种家庭教育略带大男子主义，体罚、禁止说方言，也会在听到“就为了几个农民……”时要求儿子立即向来自农村的女佣道歉。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伽达默尔像很多不明所以的年轻人一样为民族主义而振奋，老伽达默尔却是那个年代少数没有在联名信中署名支持战争的德国科学家：“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德文中，科学（Wissenschaft）意指任何在大学中被讲授的学科，不限于精密科学。老伽达默尔毕竟是德国的理工男，眼界还没可怜到工业党的地步。伽达默尔在父亲到马堡大学任教后也转去就读，在这所当时的新康德主义重镇受到多位名师指点。哲学家纳托普（Paul Natorp）、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海德格尔、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文学评论家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这些都不仅是伽达默尔的老师，更与其建立了父子般的亲密关系。哈特曼甚至为大病一场的伽达默尔主婚，理由是成家离开父亲有助于康复。

当时，所有大学老师都在培养自己的小圈子，教授客厅的读书会总是向学生敞开。这对于以“苏格拉底对话”为开端的哲学尤其重要，否则按课程要求每周见一面的老师还不如食堂大妈亲切。这种师生关系构成闲谈掌故的源头活水，是如今按名单点到、在系统中查成绩的“大学生”很难体会到的。无论是燕京未名还是马堡康桥，今日的读者总是感当年名师云集、叹如今学风不古。这正是战后学生运动的遗产，为大学引入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匿名性。大学在大师和大楼之间，大抵只能择其一。

不过，过于亲密的师生关系也未必全是好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斯拉格霍恩的“鼻涕虫俱乐部”就是势利老师集邮册的写照。从“格奥尔格圈子”中男性之间“教育的爱”，到布列东批斗驱逐的门徒，再到拉康临床久治不愈的患者，知识界从不缺唯我独尊的教主。要说伽达默尔能在“四个室友七个群”的各个教授圈子间游刃有余的原因，他个人的勤学友善与其父的校长身份兼而有之。在1923年他的博士文凭上，就印有他父亲的签名。

在所有相遇中，海德格尔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在马堡任职的海德格尔虽然著述有限，却已经是哲学界有口皆碑的“隐形国王”。他的现象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对读者而言还很神秘，可他以亚里士多德来重构哲学的规划已是彰明较著。伽达默尔和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克吕格（Gerhard Krüger）都是海德格尔最早的一批学生，终生都受惠于海德格尔的提拔和启发。

教职的抢凳子游戏

不过，海德格尔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伽达默尔的抱残守缺并不满意，直截了当地评价“你正处于自我欺骗之中”。伽达默尔被这一评价所打击，转而试图以古典语文学考试为突破口取得授课资格。根据洛维特的回忆，这一时间段的海德格尔与女学生阿伦特暧昧不清，与男学生都有所疏远。女性获准进入男权高等教育后，师生恋这一副产品似乎也成了某种准大学传统，不以海德格尔为始，也不以伽达默尔五十岁时再婚为终。

伽达默尔的教职资格之路又体现了传统大学的人情味，或曰私相授受。1927年7月，伽达默尔在古典语文学考试前两周发现自己遗忘了考古这门科目，只能和老师们商议在考试后弥补。他得到了考官们的谅解，在考试中，考官们心照不宣地没有就此提问。伽达默尔倒是很好地遵守了君子协定，在接下来两年补修了考古学。推免生和招考生要付出的努力，终归是有所不同。海德格尔督促他在自己前往弗莱堡接替胡塞尔之前交稿，让一般耗时数年的教职论文在短短几个月内得以放行。

即使长年没有什么出版物，伽达默尔仍在之后几十年的许多教职空缺中被提名，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扎实的语文学基础。大多数语言学家只具有基础的哲学知识，而哲学家往往又缺乏语文学基础。学界将他视作为数不多受到良好希腊哲学训练的哲学家之一，自有其根据。德国的人文学科虽然名目繁多，但区隔并不明显，尤其核心文本有很大重叠。不过如今这种跨学科迷思已经被理论的饥渴推至拉郎配的程度，产生了一些酷似蒙古海军的学术卖点。

“我始终有一种该死的感觉，海德格尔在我的背后看着我。”并不以原创性见长的伽达默尔长期活在海德格尔的阴影下，作为大学的私人讲师（Privatdozent/in），他并没有固定收入，还必须坚持授课以维系教学资格，而他的课程也不如洛维特等同侪受学生欢迎。当海德格尔对垒新康德主义的达沃斯之辩于1929年发生时，他们这些亲炙弟子却因付不起川资而无缘旁观，“我们穷得像教堂的老鼠”。伽达默尔的学术生涯逐渐顺遂起来，另有一个客观条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的排犹政策开始温水煮青蛙。老师海德格尔1933年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露骨地倒向希特勒，又出卖了包括胡塞尔在内的不止一位师友，最终欲当国师而不得。其时正在德国访学的雷蒙·阿隆就认为，反犹主义只是经济危机时期纳粹宣传的口号。直到1938年，希特勒本人还因水晶之夜的恶劣影响而假模假式地谴责过冲锋队。用阿伦特的话说，当一切发生时，所有人都在酣睡。

犹太人也在酣睡，大部分被“无限期停职”的犹太学者都在观望事态，像霍克海默那样立刻转移阵地的学者并不多。洛维特就向伽达默尔透露，其父其实是祖母和一位大公爵的私生子，自己只算是“半犹太人”，也许可以留在德国。伽达默尔是否真的相信了洛维特为祖父扣上的这顶绿帽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还是劝欲做日耳曼人而不得的洛维特逃离。在德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犹太知识分子被体制逐渐边缘化，为僧多粥少的学术界腾出了位置。

当时大学教授必须在形式上得到元首的任命，伽达默尔为了修补“组织纪律淡薄”，成了唯一自愿前往纳粹政治改造营的教师，以至于美国的思想史学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斥责这本传记是在为伽达默尔洗地。伽达默尔确实是排犹政策的被动受益者。他既非纳粹党员，也没有像海德格尔一样和犹太师友割席断义，更拒绝了洛维特主动提出的不做其女教父的提议。他只是采取了众多“温和德国人”明哲保身的姿态，最终于1939年越过另两位资历更深的纳粹积极分子取得了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位，又在战后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对比海德格尔露骨站队后卸任校长去讲艺术的下场，鼓噪作势的排头兵终归很难吃到好果子。

东德大学面对苏联以“去纳粹化”为名而实施的干预政策缺乏抵抗力，纳粹治下的往事更证明了学者容易被收买。伽达默尔题为《科学的原初特征》的校长就职演说，就在这样的狭窄空间里闪转腾挪。在二十个月的校长任期内，为弥补多位学者跳槽去西德的空白，他引入了多名马克思主义教授，包括阿图尔·鲍姆加通（Arthur Baumgarten）、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并与后来接替他教席的乌托邦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初步接洽。在挽留、邀请同事的任期结束后，伽达默尔自己也收拾起细软，举家迁往西德。

“海德格尔的城市化”

伽达默尔离开东德后，先在法兰克福大学任职数年，但对此地并无好印象。他长期浸淫在大学城的小环境，对这所国际大都市的官僚作风和同事间的疏离关系很不习惯。他在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接触后的印象非常有代表性：“（我）好像是突然来到城市的农民，有着农民的所有优点和局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些人在我们看来格外变幻不定，他们很聪明，但缺乏实质内容。而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我们感到很习惯。简而言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感觉与他们距离遥远。”

这与后来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著名毒舌评价“海德格尔的城市化”相映成趣。海德格尔以农民自居，连艺术美学都是拿梵高的《农鞋》做文章。德语中有个词叫Weltprovinz（世界-省），正可以用来调侃海德格尔好在农屋密林中论断天下，简直是把世界都“巴登的地方化”。而伽达默尔来自东部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是二战后德国失去的最大城市（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既未融入南德基民盟的宗教团结，也不欣赏西德社民党的文山会海，而是坚持东德农民党的鱼水关系。哲学和政治倾向一样自有其地域性，即使是最抽象的术语，也不能避免学说中沾染言说者的背景和好恶。

漫长的教学生涯让伽达默尔得到了一个并非完全出于善意的称号——“德国哲学的幕后主导者”。直到今天，德国大学的教职竞逐仍然是大佬把持的抢凳子游戏，而战后掌握话语权的新一代学者不少都是伽达默尔的门徒。下一位“德国学界的幕后主导者”哈贝马斯曾因过于激进而被霍克海默逐出社会研究所，在伽达默尔的羽翼下成长起来。伽达默尔甚至不认为他是哲学家，但在才华面前，伽达默尔并不挑食。卡尔-奥托·阿佩尔、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 奥拓·珀格勒（Otto Pöggeler）、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这些名字在海外也许声名不著，却着实主导了战后德国哲学的重构。

如今可能很难想象，一位哲学教授直到五十多岁，桃李满天下乃至官至校长、院士后，仍然没有一本原创专著。如今大学的教职体系早已明码标价，准量化地将评职称和出版物挂钩，为世界贡献了数以万计的“职称出版物”。伽达默尔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既是分身乏术，也是性格使然。他在莱比锡时是唯一的哲学教授，授课涵盖整个哲学史，直至转到海德堡后才有了充裕的研究时间。他本人也效法苏格拉底，偏好对话更甚于写作。但学者终归是要著书立说的，知识界也有不明觉厉的大部头情结。海德格尔为他学生的畏缩感到惋惜：“伽达默尔总归必须出版一部真正的著作。”

这部大器晚成的著作直到他六十岁时才姗姗来迟。《真理与方法》从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出发，论及艺术、历史和语言，并终于存在论。任何时候人都处于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之中，是效果历史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的视域，并遮蔽了其他视角。重点在于意识到这一局限性，我们无法达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才能进一步向他者开放。伽达默尔同时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传统观念论的养料，强调经验、传统、共通感（/常识）作为认识和交流的基础。《真理与方法》是自《存在与时间》以来德国哲学最引人注目的著作，被读者用其首字母亲切地称为WuM和SuZ。

哲学家就一定是好的预言家吗？在1950年前往海德堡任教前，伽达默尔向年轻的第二任妻子断言，鉴于他的家族基因，自己将在六十岁时寿终就寝。那时他应该没有想到，他能把自己的生日演绎成德国知识界近半个世纪内的保留节目，把对他的周年纪念文集连载成一套刊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获得了许多奖项与荣誉，从书斋学者开始跻身上流圈子，这不得不说有年龄渐长的缘故。粗线条的谱系总需要象征性人物一代代传承思想的火炬。在辞去全职教授前名义上的最后一堂研讨班上，八十岁的海德格尔到场简短发言，成全了读者心目中大师的代际更替。

所幸，哲学（至少在德国）并不是推背算命，伽达默尔也乐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相信，有了乌克兰的粮仓、高加索的油田和欧亚大陆的统治，希特勒还能对抗美洲大陆三十年。他在五十年代初相信，民主制不过是政党寡头的游戏，在德国并无前途。到柏林墙倒塌后，他又认为两德合并为时尚早，应该维系现状。知识分子不用假装自己全知全能，活得久也不一定是靠中药偏方。伽达默尔在退休后近乎贪婪地享受生命，临终前数月才缺席了近在咫尺的研讨会。一百零二岁的老人肯定比我们见得多，但从不自认为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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