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厅官12年村官朱有志无论什么岗位千万不要高高在上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首届社会贤达推选结果出炉，其中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朱有志被评为“十佳”社会贤达之一。

出生于1953年的朱有志，还有一个身份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他担任厅级干部21年，临近退休，多次辞谢民办高校100万和企业200万年薪的聘请，“讨”了个村官做，担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从厅官变为村官，朱有志一干就是12年。他带领开慧村从省级贫困村变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朱有志

谈选择当村官

“不要一分钱、不要一分地、不要农村户口，不会在开慧村谋取任何个人利益”

新京报：厅官退休后当村官，这不多见。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朱有志：1995年元旦我任湘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99年任常德师范学院院长，2001年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卸任院长，继续担任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2016年我正式退休，当了21年的厅级干部。

从2009年开始，我兼任长沙县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一直到现在，我当了12年多的村级干部。这期间的任职经历有重合。

当了21年的厅级干部，又当了12年的村级干部，这是不多见。很多人称我为“道德模范”、“好人”、“君子”等等，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朱有志在开慧村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2008年，我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提出要把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看成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武器”。

退休后，民办高校以100万年薪、企业以200万年薪聘请我，本来我是可以名正言顺拿的。但我认为，作为一名老党员，在党最需要占领的阵地上，我不去当第一书记未必存在我这样的人愿意去，但拿高薪的大学校长和企业家，我不去自然有人去。因此，我决意在党需要而又未必有人自觉去的地方，用燃烧自己的生命、时间、利益的方式向社会表明，我们党重视“三农”工作、重视集体经济、重视粮食安全，我们要把“三农”这个治国理政的“压舱石”紧紧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

其实，这也是我做理论研究的一个切入口。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而研究者还必须要与农民有感情，对农业、农村熟悉。这样的研究才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战斗力。

新京报：为何会选择开慧村？

朱有志：当时我就想找一个农村工作观察站，通过躬耕陇亩的实践来发现农村基层工作的难题和农民的困难，通过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给党做好理论参谋工作。2008年，湖南省委在长沙县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吃饭时我就向时任长沙县委副书记说，我能不能到长沙县的一个村里任个职。他很高兴答应了，并说，我们正在重点发展开慧镇，那你就到开慧村当村支部第一书记吧。听到是开慧村，我说，那好！恰好还可以为建设好烈士家乡尽点绵薄之力！

2009年12月16日，我正式兼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13年卸任省社科院院长后，我把自己定位为“开慧村民”，一心一意干起了村官。

新京报：你当初给自己提出了哪些要求？

朱有志：我当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一分钱、不要一分地、不要农村户口，不会在开慧村谋取任何个人利益。

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干部怎么当？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新京报：你刚去开慧村的时候，开慧村面临哪些发展难题？

朱有志：那时的开慧村，是一片红色故土，虽然有绿水青山，但却是省级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我在长期调研观察和理论研究中看到，农村发展缓慢源于集体经济弱、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开慧村也存在。

新京报：你如何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朱有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当代中国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前些年，村党支部书记面临的是眼前无山、脚下无地、身边无人、袋中无钱的窘况。村支部找不到人、兴不了业、干不成事，没有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老百姓怎么会听你的呢？村支部的作用被虚化、弱化、边缘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少数村的山林、房产、学校等在几十年前就租给个人或单位，没有什么集体资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困难。

村干部怎么当？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年，开慧村走出了一条路径，我总结为“激活红色‘三资’，壮大新型‘三资’”。

新京报：可以详细介绍吗？

朱有志：红色“三资”是指红色资源、资产、资金；而新型“三资”，指资本、资金、资格。

从党的工作视角看，由于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尽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仍然是集体所有，是公有制的。因此，山、水、田、地等自然资源都是红色自然资源，而房产等就是红色资产，党和政府拨给农村建设的资金就是红色资金。这些红色资源、资产、资金一经激活，作为村党组织带领群众用来走向市场，就成了新型资本，在市场中增值的资金就是集体经济，即新型资金。资金多了集体经济就多了，党组织领导农村、服务农民的资格就更强了。

这些年来，我们将开慧村的山、水、田、房、土地等资源，通过置换、流转、引入资本等方式激活；把原老村部、废旧的房子等资产变身为村小学、幼儿园、加工厂等；将上级拨付的各类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比如修路、修渠、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等。

在这一过程中，村支部同志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激活后的红色“三资”就是我们村的资本，我们将其导入市场，比如幼儿园的租金、土地流转的分红等，将其转化为村集体资金。集体资金壮大了，党组织引导农民的资格也就增强了。

我们开慧村通过这些办法破解了集体经济薄弱的窘境。5年来，新建道路3.8公里、“白改黑”20多公里，家家户户通上水泥路；河流治理、“厕所革命”、垃圾分类、“美丽屋场”创建、“五零”村建设等也如火如荼，开慧村开启绿色发展蝶变之旅。现在开慧村每年的集体经济已经突破了100万元。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发出捐款号召，不到3天全村捐款达到26万余元。开慧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显著增强。

谈传承开慧精神

“把开慧精神提炼出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新京报：开慧村在基层党建方面，探索了哪些经验？

朱有志：我把开慧村的经验总结为5个“于”，不断夯实党建基础：

二是敢于亮牌子，号召党员在“线上”、家庭、外面、节日庆典和义务劳动中主动亮出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勤于闯路子，探索“企业—党支部—村民”组织联动机制和“红色资源—红色资产—红色资金—新型资本—新型资金—新型资格”的集体经济生发机制和路径走向。

四是乐于登门子，通过党员联户、上门服务等方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每户群众必须有党员联系，把党的领导通过“双向四层联动体系”建构的方式固定下来。

五是精于做框子，用党规党纪和村规民约教育管理村里的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抓实党小组学习的“排、催、查、报、评”五字要求，抓严对党员干部的“四不”要求，不拿村民一包烟、不吃村民一顿饭、不贪集体一分钱、不厚自己一亲友。

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距离“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烈士家乡、弘扬开慧精神、率先振兴乡村”的目标，还差很远。

新京报：开慧村是如何传承开慧精神的？

朱有志：我们都知道开慧村是革命先烈杨开慧同志故里，但以前是没有提炼“开慧精神”的。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开慧精神提炼出来，即“忠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勤于学习的科学精神、乐于助人的利他精神、敢于开拓的拼搏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在杨开慧同志短暂的一生中都能找到依据。用这五大精神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我们先后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杨开慧》《杨昌济》，将所学所思所悟编成《开慧村语》，推出开慧村村歌《村民最听党的话》，被村民广泛传唱。每年举办一次开慧母爱文化艺术节，在春节、清明节、杨开慧同志诞辰纪念日等，组织村全体党员去集体拜谒，号召村民组长带领群众、儿女及孙辈参加。开慧村还与韶山村结成兄弟村，党支部在每年12月26日去韶山拜谒毛主席。学校从幼儿园开始，要开设课程学习开慧精神，从小传承红色基因。总之，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开慧精神。

谈群众工作法

“要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

新京报：当过厅官后又去当村官，与其他村支书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朱有志：原来我在大学和社科院工作时，领导的是知识分子，我是评教授的教授、管教授的教授；现在领导和服务的对象是农民。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结构等原因，农民有些话听不懂、听懂了做不来、做来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没效益。当了厅官又当村支书，有人开玩笑说我，能说洋话（英语）、会读古文、敢打官腔（作报告）、爱讲土话。当村第一支书，我和农民一起下地、一起插秧、一起打稻、一起修路、一起架桥，一起流汗、一起流泪，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

跟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厌恶的是你看不起他，烦你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就要求我和他们一样去干农活，要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如果你高高在上，农民也瞧不上你。要通过修路架桥、插秧打稻等各种活动，跟他们一起流汗，真正融入他们。

新京报：你还和村民一起下跪，是什么事情？

朱有志：我们这里有一个习俗，八九十岁老人去世了，去拜祭的人要下跪。我去了之后，放下架子，他们的子孙下跪，我也下跪。尊重农民，他们对你的信任感就不一样。

有一次我们在检查新村部大楼的工程建设，正在二层楼上，突然天下大雨，我赶紧往楼下走！此时，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撑过来一把伞。我问他贵姓，他说，“朱院长，我爷爷去世时，您老人家去下跪了。”这件事令我很感动。有一次，一位领导让我谈农村的感受，我讲起了此事，那位领导说，“你真诚地为他爷爷下跪，他就主动地为你送伞！”

新京报：在工作中会挨骂受气吗？你会怎么办？

朱有志：以前这种情况有过，现在没有了。我举一个例子，有次我们村正在举办“村民最听党的话”演讲会，有位村民刚从外地回来，因为一件琐事把村部的桌子给掀了。我们既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只能找一个熟悉他的人把他拉到一旁详细解释。当时有我带的几个博士生在旁，他们也哭笑不得，知道了我在农村工作的复杂和难处。

2014年，我主导“开慧大道”立项。开工时，有些村民不理解，不仅反对还骂人，甚至有人背地里说“滚出开慧村！”但我继续为开慧大道的修建在省、市、县、乡、村来回跑，四处筹措资金，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实施自筹、自建、自用、自管，做了大量群众工作。

2017年，长度3.8公里，连通开慧镇与弼时镇，打造杨开慧纪念馆、任弼时故居、缪伯英故居“三点一线”跨区域红色旅游干线的开慧大道开慧段正式通车。道路的拉通，方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为发展红色旅游打通了交通“命脉”，来开慧村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更为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百姓找麻烦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感情疏远了，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憋了一肚子气。村干部缺乏与农民的交往、交流、交心、交谈，这就要理解、关心农民，找到我们工作的差距。

说实话，现在很多农村缺乏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沟通机制。我们探索了一种方法就是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充分利用起来，他们是一支重要力量。老党员对党有感情、对村民有感情，对政策熟悉、对村民熟悉，有工作经验。同时，他们是长辈，也会受到尊重。遇到难题，连续上门去做工作，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最后都会很配合。

干部联系群众，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找到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连接点”。通过修路架桥、插秧打稻等方式交流感情，互相理解各自的难处。我们需要构建干部与群众交流思想、解决矛盾、加深感情的工作机制。

新京报：作为老党员，与年轻村干部是如何交流磨合的？

朱有志：我会教育他们工作方法。今天的村干部不是农民干部，而是农村干部，他们有知识有文化，需要加强理论学习，用理论武装头脑。每周六，我们开工作例会，研究、讨论工作，还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方针政策，风雨无阻。

有的干部会说，我们已经干得很好了。我说，你是开慧村的干部，就要比别人要求严一些、标准高一些。不要说过去怎么干的，要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想想未来怎么办。我对年轻村干部提要求，同时要关心关爱年轻村干部，教育引导他们想办法做好群众工作。有时，我笑着说，“你们干得比别人好得多，但离党的要求差得远！”

朱有志与村民在田间交流

谈坚持

“不是因为我的境界高，而是我对党的感情深，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朱有志：我们这一代人，长在红旗下，我的学术生命、我的政治生命都是共产党培育的。我的父母都是文盲，从小家里很穷。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上不了大学，当不了省社科院院长。1985年，我患上了食道癌，是党组织出的钱给了各方面的条件给我治疗，挽救了我的自然生命。

所以我说，我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自然生命都是党培育的、给予的、挽救的。我的“命”是和我们的党连在一起，我对党有着特殊的、真挚的感情。我退休婉拒了高薪聘请来做村官，不是因为我的境界高，而是我对党的感情深，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这不是讲官话，我也无须讲官话。我想用燃烧生命和生命中的时间和精力的方式，让人们在光亮中看到一个老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新京报：你曾告诫年轻人要“享受煎熬”，为什么？

朱有志：现在我们的很多目标还达不到。比如乡村振兴需要30年来完成，我们完成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要铆定目标、克服困难、享受煎熬、坚定不移、理直气壮、勇往直前。

新京报：对比村官与厅官，你更喜欢那段经历？

朱有志：无论是厅官还是村官，我都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集体的温暖、党的温暖。这些年我能做点事情，说明我还有用，党和人民还需要我。

官当多大才算大啊？！之前当大官，现在当小官，在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只要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是为党、为百姓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就很幸福。

无论在什么岗位，千万不要高高在上，把自己当做官，这样你会很痛苦。始终要把自己当“战士”、做党的“螺丝钉”、做普通一“兵”。

新京报：你今年70岁了，还会继续干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