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荒诞的世界异化的自我折射出无法和解的人生困境

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里，《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无疑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人物。

一方面，是源于他个性放荡不羁、广结各路英雄，却始终保持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另一方面，则是他面对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养育自己的师父刻薄、虚伪，正派与日月神教为各自的私心互相争斗、滥杀无辜。

其中，正派人士中的“败类”和明教中的侠肝义胆，更是让人感觉到世界充满了荒诞。面对荒诞的悲剧，令狐冲没有选择像乔峰一样，自杀谢罪，而是始终秉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正视并反抗它。

金庸曾经说：“令狐冲不是大侠，他是像陶渊明一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

如果从西方的哲学流派中寻找，令狐冲应该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就像加缪小说《鼠疫》里的医生里厄，对做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

一九五七年，年仅四十四岁的加缪，凭借《局外人·鼠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事实上，《局外人》和《鼠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面对世界的荒诞，莫尔索和里厄也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局外人》里的莫尔索，更像是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由于自我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所以，他选择以更加荒谬的方式来反抗世界的荒谬。

而《鼠疫》中的里厄，面对鼠疫引发的恐慌和改变世界的无力感，他选择一种更具人道主义的方式，尽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价值，承认世界荒诞的同时，致力于做好自己应尽的工作，没有因未来世界继续存在的荒诞而放弃实现自我价值。

之所以产生这种转变，是因为《局外人》完成时，纳粹德国还没有进攻法国，所以在小说的着力点上，加缪着重刻画了个人与异己世界的内心冲突，以莫尔索的死亡结束，更凸显了世界的荒诞。

而《鼠疫》创作时间正是纳粹德国的铁蹄肆虐的时代，加缪通过鼠疫来映射那个恐怖的时代，面对灾难，通过里厄，以一种积极的个人反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希望。

如果我们想要读懂《鼠疫》，存在主义哲学和荒诞哲学学是我们永远不能迈过的槛。

巴尔扎克在《发明家的苦难》里写到：“人惧怕孤独，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孤独是最可怖的。”

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过去，人们通过和宗教的连接来获得归宿感，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发展，让这种连接变的脆弱不堪，归属感随之减弱。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论述了日益增长的自由和随之而来的孤独感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与自然的初始和谐状态被打破，开始与自然分离，它变成一个人“个人”，向称为“人”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想超越自然，想与自然及他人分离，人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耻。他形只影单，自由自在，但又觉得无能为力，恐惧异常。新获得的自由成了诅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却无法自由地治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个性。

随着宗教都无法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更大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异与他人的存在，存在主义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

存在主义是一种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其核心论点是：存在先于本质，个人拥有绝对的自由，人的本身没有意识，世界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基础上自我追求、自我实现。

尽管加缪自己一再反对外界对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评价，可是，还是很多人把他定义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加缪作品的文学价值。

杜小真对加缪的著作《西西弗神话》的讲义里认为：存在主义是面向未来的，荒诞哲学是正视现在，荒诞哲学比存在主义更充满人道主义。

由此，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更宽泛的类似于宗教的哲学意识形态，荒诞哲学则变成了对人生种种问题的解答。

小说《鼠疫》讲述了一座位于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会城市阿赫兰，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一片恐慌。

行政当局面对鼠疫，迟迟不肯面对现实、出台措施，眼睁睁看着疫情恶化；在平稳度日的生活里被放逐的柯塔尔，在灾难中通过自己的黑市门路，如鱼得水；困在城里的百姓，在绝望和希望中来回摇摆；医生里厄和他的朋友塔鲁、朗贝尔等一起组织起自愿队，面对个人无能为力的鼠疫灾难，团结在一起奋力反抗。

在这场灾难中，里厄远在他乡的妻子去世，塔鲁也在最后的时刻被鼠疫夺走了生命，可是，这种反抗恰恰是自我面对这个荒诞世界的价值表达。

事实上，鼠疫只是人类面对荒诞境遇的体现，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荒诞就会永远存在，面对荒诞，既不是寄希望于未来，也不是选择逃避，而是像里厄医生一样去面对和正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当奥雷里亚诺意识到战争的荒诞，选择和自己父亲一样，与世隔绝、孤独至死，恰恰是面对自由引发的荒诞无所适从。

事实上，加缪把荒诞当作了一种自我对世界的感知，一种偏唯心主义的感受，世界相对自我而言，总归是荒诞的。产生这种自我感知的原因，恰恰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描述的自由和孤独的冲突，一种内心永不停歇的斗争。

当我们面对自由引发的世界荒诞，绝不能陷入纪德《田园交响曲》里牧师自欺欺人的虚伪，应当选择正视，并带着它生活。

造成人的异化原因很多，解释各不相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商品的命运支配和决定了商品生产者的命运，本来由商品生产者的双手生产出来的东西，倒成了统治着商品生产者的力量。在市场盲目的自发势力作用之下，商品与商品相互交换的关系掩盖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导致人的异化的原因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出的产品，渐渐模糊了本身的价值，本是由人驾驭的物质和精神，反过来控制了人自己。

“人们在城里感到厌倦，但又努力让自己养成习惯。我们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这个既不别致，又无树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头来竟仿佛能使人悠闲自在，总之，人们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过去。”

阿赫兰完美契合了马克斯“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赚钱统治了城里人们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精神需要，每天陷入固定重复的生活里而不自知。

他们没有其他城市和地区偶尔从脑袋里蹦出的臆想，人们在肉体的欲望和平淡的夫妻生活中相互满足，爱情更像是一种到了规定的年龄就要爱的要求，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爱不爱对方，也不去想这件事。

安德烈·纪德曾经说：愈是虔诚的人，愈害怕回头看自己。

所以，人们学会像《田园交响曲》里的牧师一样，寄托于对未来自欺欺人的安慰之中。

门房米歇尔不止一次亲眼见到自己管理的这幢房屋有老鼠，还在坚持声称这幢楼没有老鼠，是从外面带来的；灭鼠处和市府面对越来越多的老鼠尸体和无法确定的人类死亡，他们怀着不确定的困惑，一再的推迟采取必要措施。

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却剥夺了现在的意义。

直到每日的死亡人数重新到达三十来人，当局才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由此，鼠疫给同胞们带来了明确的流放感。

加缪的《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在异己世界绝望的处境，此刻，变成了城里的人们共同的感受。

随着闭城日久，和远方的爱人失去联系，身边的亲人不断去世，人们对死亡和感情开始变的麻木，人和人、人和世界的连接全部断裂，刻骨铭心的孤独感随着鼠疫在高峰徘徊。每个人都成为“宿命论”的俘虏，陷入自杀式的狂欢中。

阿赫兰在此时，更像是一个充满了各种荒诞悲剧的人间炼狱，当中既有像帕纳鲁神甫用近似自杀的方式告别荒诞，也有像朗贝尔一样，怀着和爱人的团聚希望逃避荒诞，但更重要的却是像里厄和塔鲁一样，直视着这个荒诞的世界，奋力反抗。

“据医术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内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他们在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是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尼采曾经说：对平凡的人来说，平凡就是幸福。

里厄医生恰恰真正理解了平凡含义，他明白人在面对这个巨大的荒诞世界时，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也洞悉了在和灾难对抗的过程中，人类所能取得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这些灾难还会从头再来。

这一切，仿佛使人为之所努力的一切都变的毫无意义。

可是，就像罗曼·罗兰《米开朗基罗传》中所写：“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

尽管明知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斗争，但里厄不拘泥于过去，不畏惧将来，他把自己的目光只是注视着现在，他每天忙碌，在和鼠疫斗争中，近着微不足道的力量。

他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无意成为英雄，也无意对未来做出改变，只是专注于当下。

面对荒诞，承认并正视它，是对里厄医生在鼠疫期间所思、所作的最好注脚。

可是，大多数时候，这种平凡的幸福去成为了英格索尔口中的：“最卓越的东西，也常是最难被人了解的东西。”

塞万提斯在长篇小说《唐·吉诃德》塑造了一个活在英雄幻想中的人物阿隆佐·吉哈诺，他沦为了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奴隶，当他最终从骑士的桎梏中逃离，回到家乡默默无闻的死去。

塔鲁正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塔鲁的父亲是个检察长，在他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善良的。直到有一次，他随着父亲参加一次审判，当他看到犯人对等待判决的恐惧，引起了塔鲁的同情。

当自己的父亲说：“这个头应该掉下来”，他感觉这是一种最卑鄙的谋杀，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审判》里的K一样，他面对的是一场最荒诞的判决。

事实上，加缪是一非常坚定的反对死刑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著作《思索死刑》中，详细论述了死刑存在的非人道主义。

从此之后，父亲成为塔鲁眼里谋杀的代名词，为此，他搞起了政治，可是就像《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领导的自由军一样，为了实现不杀人的世界，自己也开始杀人。

塔鲁意识到，自己为了反对死刑所作的努力，不过使自己成为了新的刽子手，一个鼠疫患者，为自欺欺人的未来埋单，这一切看上去如此的荒诞。

“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这也正是加缪反对一切英雄主义的原因，因为每一种英雄主义都伴随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更多人的悲剧。

塔鲁告诉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

在这一点上，加缪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自己反对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自觉的为塔鲁的死亡，覆盖上了一层类似《异乡人》中莫尔索的悲剧英雄色彩。

里厄和塔鲁，虽然两个人从开始并不相识，面对荒诞的出发点也不相同，可是，面对鼠疫的灾难，他们都选择了最现实的态度，以此来反抗荒诞，在坚守的平凡中，守护着生而为人的现实意义。

人的异化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世界的荒诞，这源于人类的矛盾体特征。

马克思曾经说：所有的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

就像自由和孤独的矛盾，虽然对立，却有着统一的根源。随着商品拜物教的日趋流行，无法脱离社会联系的人们，必然会从内心时刻感受着屈原式放逐。

对此，我们既不能陷入对未来自欺欺人的虚伪，也不能在现世中随波逐流，麻木度日，应对荒诞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当下。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所宣扬的：世界虽然充满各种偶然的荒诞，但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塑造、自我成就，不被“宿命论”的阴暗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