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杨炎以小人之谋对付君子终被小人之谋所陷害的原因「宰相杨炎以小人之谋对付君子终被小人之谋所陷害」

杨炎是唐朝最著名的财税高手之一，其颁布推行的“两税法”改革是中晚唐能在安史之乱后，支撑一百五十多年的重要基石之一。

但作为一个朝野公认的“贤相”，杨炎只干了不到两年，便败干净了人品，贬官赐死。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讲讲，杨炎是怎么起来的，又是怎么没的！

文章的关键词“两税制”和“权力斗争”。

杨炎（727年－781年），字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今陕西凤翔县），作为一个文化精英级别的大臣，他很有资本骄傲，一个是因为长得巨帅，另外文章写得巨牛！（“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

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的才华受到朝廷重视，官至礼部郎中专门负责为皇帝代笔写诏书。

在时任宰相元载的提携栽培下，杨炎升为吏部侍郎（类似今中组部副部长）。从此，杨炎便成了元载的铁杆，跟着元党的盛衰起起落落。

随着，元载帮着代宗搞死了掌军权的宦官鱼朝恩，元党声势甚嚣尘上，横征暴敛多行不法之事，渐渐受到了代宗的猜忌。

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在唐代宗授意下，元载获罪入狱，与其妻王氏及三个儿子均被赐死。

抄没家产过程中，仅胡椒便被抄出八百石可见其敛财之烈。代宗震怒，下令毁其祖坟，劈棺弃尸，并把他在各地的豪宅拆毁。唐庭给他的谥号先是“荒”，后改为“纵”，可见当时评价之差。

元载

跟着元载混的一众党羽也被贬官处决，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不过，杨炎的文采颇为后来的德宗所青睐，据说他得到了一副杨炎所书的《李楷洛碑》，挂在墙上啧啧赞叹。（“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这也为他日后复起，埋下了伏笔。

779年（大历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他最开始任用的宰相是崔祐甫。

德宗居丧期间，所有政务全都托付给崔祐甫处理，对他的进言无有不允。但当时崔祐甫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在病榻上向李适推荐了杨炎，称其为“干才”足以挑起大梁。

杨炎旋即被从道州召回京城，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启了他短暂而炽烈的权臣生涯。

公允的说，崔祐甫没看走眼，至少从“才”这个角度上说，杨炎当得起他的举荐。担任宰相仅仅几个月，杨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弊制。

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国家财政和皇室宫廷财政不分。”

中国古代，皇室和国家的财政一直都是独立运营，皇宫内苑的收入以商税、矿税为主，国家财政以农牧税为主，两个体系各自闭路循环互补牵扯。

唐朝初年也按此规则运行，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

但唐肃宗时期，国家都乱套了，长安城中豪门大族动辄上奏索取赏赐，唐肃宗李亨这人呢，被他老爸捏得太狠了，性格不够强势，有点按不住盘子。

当时担任度支使的第五琦（这是个人名，姓第五，名琦）眼瞅着好容易征收上来的财税，就这么流失了很心疼，就出了个歪主意。

他上奏朝廷，请求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他的想法是既然政府管不住钱，不如都揣皇帝私人兜里，豪绅们直接从皇帝兜里掏钱总得有点顾及不是？！

结果，两库合并之后，宦官们可高兴了，这下钱多了花起来好痛快，还没人在一边哔哔！宫里一下冒出三百多个宦官司库帮着一起花！

（“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

杨炎任相后，觉得这样公私不分不是办法，便对李适说：“财税是国家大事，就像是人的咽喉，现在宦官（中人）掌管大库，收支如何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根据财政状况谋划政策？”

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

杨炎又在中国古代财税史上，首次提出了“财政预算”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长期奉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即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儿。

但杨炎针对当时百弊丛生、杂税横行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量出为入”的思想，他向德宗建议，“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即首先预算国家一年所需的经费，据此规定相应的课征收入。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

“量出以制入”的做法，无疑有助于保持国家收支的平衡。虽然，他的财政预算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和现代国家的金融规则尚有极大的区别，但在公元八世纪便能有此远见，也足见杨炎在财税方面的高瞻远瞩了。

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结合当时唐朝的经济现状，提出了著名的“两税制”改革。

唐初的国家赋税实行的是“租庸调制”，既“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因为国家动乱面临户籍制度废弛，土地买卖，财产变化，户册久不更新，早已无法实施。但官吏征税时，依旧按照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多逃亡为浮户，户籍所在十不存一”。

而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针对资产征税，纳税指向不针对人丁，而是指向拥有资产的多寡，有钱人多纳税，没钱人少纳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杨炎的两税法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掌管赋税官吏集体反对，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已经实施了接近四百年，朝廷上下对此旧制非常熟悉，操作起来很顺畅，不同意改革。但杨炎说服了李适，坚持全面推行“两税制”的实施。

“两税制”的推行，在当时确实有先进意义，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旧唐书》对此税法的评价是，“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上述三大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让朝野上下对杨炎的评价极高，皆以“其为贤相”。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性格上的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

作为一个长得帅、能力高的文化精英，杨炎的心里实在不算宽敞。尤其是老上司元载全家被赐死，让他一直气愤难平，现在自己掌了权，总得干点啥，给老上司找点场子回来。

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开始撺掇德宗实施，元载生前力推的“复筑原州城计划”。

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唐朝陇西防御的战略支撑点，自公元763年（代宗广德元年）被吐蕃军队攻破后，便成了吐蕃进攻关中的跳板。名将郭子仪、杜希全等人均多次建议朝廷，集中力量重建原州，构筑以原、灵（今宁夏灵武）、盐（陕西定边）三州，为犄角的西北战略防御体系。

从这个角度上说，复筑原州城的计划本身并没有问题，杨炎重提旧案也算是对老上级的一种报答。

当德宗向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征求意见时，深谙西北边事的段秀实就事论事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是，“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

说起来，段秀实并不反对复筑原州，从地理角度上讲，原州（今宁夏固原）在西，泾源（今甘肃泾川县）在东，复建原州只会让泾源更安全。

段秀实只是觉得边事重大，宜仔细考量徐徐图之，不应过于操切。另外，春天农时将至，调动大量军队筑城守卫，将影响一年的耕作（当时边军皆屯田）得不偿失，不如等到农闲再进行。

段秀实像

段秀实非常中肯的意见，却让杨炎大为恼火，认为他是在故意遏制自己的计划，便解除了段秀实泾原节度使的职务。

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同时命朱泚、崔宁各领士兵万人作为复筑原州城行动的羽翼。

李怀光和段秀实可不一样，他性格极其爆孽，掌管泾源军后，连续杀死几个大将泄私愤，导致泾源军中风声鹤唳、人人惊骇。

当朝廷让泾源将士准备筑城工具，开赴原州筑城的召命下达后，泾源的士卒彻底怒了。

他们愤怒的说：“我们为国戍边十余年，当时在邠州（陕西彬县）有田有地，让我们戍边来泾州，家还没安顿好，又让我们去原州，我们难道是罪犯吗？！”

士卒们强烈要求段秀实回来，否则便拒绝奉诏，这时别有用心的泾州副将刘文喜，利用了士卒的怨怒心理，准备拥兵自守，并积极联络吐蕃军队。（“四月，乙未朔，文喜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

面对泾源军即将哗变的态势，唐庭命朱泚、李怀光等人军进攻。眼看动乱即将形成，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寻机斩杀了刘文喜，朝廷也收回了调军原州的召命，算是暂时平复了此事。但泾源军队的怨气未消，成了日后“泾师之变”潜藏的导火索。

从此事可以看出，杨炎骄纵之气已成，即便段秀实非常中肯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了。紧接着，他便开始对当时另一个财税专家刘晏下手了。

早前，杨炎担任吏部侍郎时，刘晏是吏部尚书，算是他的直接领导，但前文说了，杨炎是元载一党，刘晏恰恰不是，二人间本就不和。

更严重的是元载爆发时，刘晏是主审官员之一，元载全家被杀，党羽被贬刘晏也就成了杨炎嫉恨的对象。

现在杨炎大权在握，便开始琢磨着扳倒刘晏，恰好长期掌管财政大权的刘晏，也得罪了不少人，杨炎便开始鼓动身边人群起弹劾他。

当德宗私下向杨炎征求意见时，他悲痛欲绝的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

看到德宗有点沉吟，似乎有些不忍，便退而求其次的建议道：“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用这种方式剥夺刘晏的财权。

当刘晏被罢免了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务后，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找了个理由将其贬为忠州刺史。

离开政治核心的刘晏以为自己安全上岸了，不成想杨炎的目的是整死他，而不是眼不见为净。

他让党羽庾准罗织了刘晏黑材料，诬告他私通边军将领意图谋逆。等德宗再次征求他意见时，杨炎坚定的作伪证表示情况属实。

这导致，时年七月刘晏在忠州被赐死，一时朝野冤之。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感觉不忿，多次上书朝廷为刘晏鸣冤。杨炎面对朝野上下的责难，居然派遣官吏前往各镇，把锅甩到德宗身上。

这下德宗也不愿意了，自古以来就是领导做好人，手下背黑锅。杨炎可倒好，自己装好人，让大领导背锅。

德宗得知此事后，对杨炎意见极大，但考虑到以前的功劳，忍下了这口恶气，把卢杞升为宰相以摊薄杨炎的权力。

结果，卢杞和杨炎又尿不到一个壶里，二人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之前在《长得难看也就算了，心眼还这么坏》里说到过，卢杞可是唐朝历史上最有名的坑人宰相。

这哥们没什么才学，还长得巨难看（“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自视甚高的杨炎觉得与之并列甚至是种耻辱。

但他没料到，说到玩心眼阴人，卢杞要是研究生毕业，他杨炎最多能算蓝翔技校出身。

果然卢杞上任没多久，杨炎就开始倒霉了。

卢杞先是同与杨炎有旧仇的严郢结成了到杨联盟，并将其提拔为御史大夫。随后，严郢便开始整理杨炎的黑材料。

要说身居宰相身上一点污点都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杨炎还养了个坑爹儿子杨弘业。

严郢便从杨弘业身上下手，严查他违法乱纪的证据，这一查果然就查出事儿了。

早前，杨炎修建家庙时，曾请河南尹赵惠伯帮忙出售洛阳的房产筹款，赵惠伯便把这处房产买了充作官署。

严郢马上抓住了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向上汇报为赵惠伯动用公帑为杨炎徇私，且“贵估其宅”使其获利。

不过这件事情，就算以徇私舞弊定罪也搞不死杨炎，因为办案期间，朝中有的大臣也不认为是多大一个罪名。最开始审理此案的大理正田晋便主张以“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判“免官”。

卢杞当然不满意，一脚踹开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让自己党羽审案，给杨炎判了个“监主自盗，罪绞”。

但卢杞心里很清楚，德宗李适性格比较宽厚，即便是判处绞刑，德宗心一软也有可能翻案。

很快坊间便开始流传“王气”之说，“王气”这东西一出来，几乎就是死亡标配了。（“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

不过，德宗还是念了一把旧，表示虽然“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今三亚西）司马。

这时候，杨炎也有点醒悟了，流放途中经过鬼门关（今广西北流天门关）。他前思后想觉得自己要挂，挥笔写下了，“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

果不其然，走到离崖州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也不知卢杞又在李适面前念了什么丧经，德宗赐死的诏书追了上来。时年五十五岁的杨炎，就这么game over了。

纵观杨炎一生，据高位、做大事，也算有所作为，他所推行的“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历史上的首创，也是中晚唐能够支撑一百多年的重要基石之一。

但其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性格，让他不过为相短短两年，便身败名裂，客死异乡。观其政治斗争的手段实在有点幼稚，但可惜自视甚高的他并不自知。

他能搞死另一个财税专家刘晏，是因为刘晏也是个君子，杨炎以小人之谋对付君子，自然无往不利。

但等到更阴险的小人卢杞上台，以小人之谋对付小人，当然是身为小人之人玩得更纯熟，这时杨炎就是只待宰羔羊而已。

我突然想起一句在球场上，经常被人提及的话：“千万别用自己的爱好和人家的专业比。”

杨炎你是个财税专家，干点理财的专业多好？非要跟人玩心理阴暗，你可知有些人的专业就是心理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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