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特务「曾在功德林被关押改造的几位军统特工头目最终啥结局」

随着电视剧《特赦1959》的热播，当年一大批国民党战犯的名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除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陈长捷等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外，还有同时被关押接受改造的诸多国民党军统等特工人员，他们在剧中不时被鄙称为“大特务”。

（剧照）

这些原国民党特工人员，多数思想顽固反动，一度采取种种伎俩抗拒改造，思想转化的比较慢。这在电视剧中均有具体展现。

翻阅史料记载可知，建国初被俘虏关押的原国民党军统、中统等序列高级特务有几十位之多，诸如：

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后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少将经理处处长郭旭；军统局第四处少将副处长后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国民党著名特工、曾被蒋介石列为接班人的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

有保密局贵州站站长潘澄清；军统局策反专员熊武琪；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胡靖安；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军统局一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军统局本部训练处处长郑锡麟；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岳烛远；军统局广东站站长何崇校；军统局广西站站长谢代生；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庚永；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

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张文；中统局西北区副区长王从先；中统局蒙藏调查室主任刘桂楠；中统局四川调统室主任邵平；中统局四川调统室书记胡涛；中统局西康调统室主任吴汝成等等。

这些高级特工人员经过反复的教育改造，从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起，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除病死的外，陆续被全部释放。

本篇借助历史记载，盘点其中几位知名度较高的特务将领，看看他们人生的最后结局：

湖南湘潭人沈醉。18岁加入特务组织，后长期在军统局当特工，深得军统头子戴笠信任。在军统内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1949年12月9日，沈醉在昆明被起义将领卢汉扣押，随即参加云南起义，曾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国民党要人和特工。旋又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

云南解放后，沈醉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同宋希濂等被转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28日，他在第二批被特赦释放，成为前两期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特工人员。

此后，沈醉与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陈长捷和末代皇帝溥仪等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杜聿明、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总理曾接见并设宴相请。席间周总理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的后半生果真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发奋读书反思，以冷峻、犀利的笔锋剖析自己，用亲身经历警示后人。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1980年，国家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的确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马上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沈醉曾赴到香港探亲访友。此间。他谢绝以前友人们的劝说，毅然在短暂留港后返回内地。1996年3月，沈醉病逝于北京。

说起小说《红岩》中的大特务头子徐鹏飞，可能没有谁不知道。徐鹏飞的真实原型就是押在功德林内的徐远举。

徐远举是湖北省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少将军衔。他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开始主持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徐远举）

在徐远举策划下，军统特务前后抓捕重庆地下党员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国民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负责指挥川、康、滇、黔四省等40多个特务机构。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国民党军政界戏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活动。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经过数年教育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十分积极卖力。

（电影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

看到战犯一批批获特赦，徐远举也盼望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因“文革”爆发，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工作。徐远举由此心灰意冷，常常陷入绝望。1973年冬，他在一次劳动期间因工作质量不合格受到批评，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患有高血压症，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在地，虽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死。

在热播电视剧《特赦1959》中，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一直阴阳怪气，对别人的进步冷嘲热讽，还因有学员叫他大特务而大动肝火···。

（剧中周养浩）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军统两任头目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经戴笠介绍，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组织，自此为国民党做了十六年特工。他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

大学生出身的周养浩，表面举止儒雅，实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成为功德林中接受教育改造的一员。

（周养浩）

1975年3月，周养浩在最后一批被特赦。时任公安部长华国锋按毛主席指示公开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周养浩先是滞留香港，后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

1942年被戴笠委派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的文强，1948年9月应杜聿明之邀出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中将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一起被解放军俘虏。1950年春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

文强是毛泽东主席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队将领。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投身抗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75年3月，文强获得特赦，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文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8年在襄樊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的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实际是国民党著名特工。他是国民党复兴社、三青团的创始人之一，黄埔军校三期毕业，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曾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常委。

襄樊战役结束后的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对外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将军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二十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了宽待政策，不仅关切给他治伤治病，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还在军务繁忙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党和政府也给了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十三年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被特赦释放，安排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同样身属战犯，与康泽相处十年的原国民党第121军中将军长李以劻曾言：康泽思想深处仍忠于蒋介石，虽经改造仍无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认罪服输的心理。他表面上痛骂国民党与培植他的黄埔校长，被人以为改造成绩很好，但实际上康泽对于共产党是仇恨的，对共产党私下亦有微词。

据说，毛主席曾讲过“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等话。康泽因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所以他没过得去文革的动荡岁月。一次在半夜被造反派予以痛打，后来在秦城狱中因伤重而亡。

与康泽一同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还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

董益三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游击战争。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两年后被保释出狱，从此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后经余洒度介绍，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

襄樊战役被俘虏后，董益三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改造。

（图中右二是特赦后参加政协工作的董益三）

有则史料，记载了1952年发生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一起战犯互相打架事件。打人的主角，就是出身军统的少将处长董益三。而被打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的国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当时在功德林，战犯被分成小组学习，黄维属于董益三这个小组。成员还有原国军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十七兵团中将副司令兼62军军长林伟俦。

从原来国军的官职来说，董益三级别最低，黄维则是资深位高。当天学习时，董益三读了一篇《四大家族》内容的文章。黄维靠在床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董益三听此，火气上来了。他立刻对黄维高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于是，小组成员纷纷把黄维狠批了一通，责令他写检讨。

但到了下午，黄维的检讨就写了十四个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董益三不看则已，看了了勃然大怒。他冲上前重重打了黄维两个耳光。黄维挥拳还手，却被梁培璜拉过董益三，使黄维重重摔倒在地，皮肤磕出了血。

这场在押战犯之间动手打架事件，是功德林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960年11月，董益三获特赦释放。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等。1989年5月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