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陵园「山河带砺十九路军最后的归宿在这座墓园里」

前言：1931年九 • 一八事变激起了全民族爱国抗日热情。随后，在一 • 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陆军第十九路军、第五军数千将士壮烈殉国，陷于国力不彰，交通不便。国民政府无法将阵亡将士遗骸遗骨妥善统一安葬，只能大部分就地掩埋。如此英魂无处安身，一则有伤士气，二则亦伤民心。为鼓舞未来抗日战争中的军心士气，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便在各部阵亡同袍中，以抽签形式将其忠骸选运回广州，葬于之前本军所属“十一军公墓”，当是归乡。其前后渊源始末及影像由本文备述。

刚落成十九路军墓园

1930年，十九路军征战中原，对阵冯、阎、桂张，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也使自身损兵折将，勇将“猛张飞”张世德旅长（张炎堂兄）、蒋光鼐堂弟蒋光鲁团长先后折戟沉沙。

此时已当上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回想“自第四团成立至今日，南北万里，转战十年，”同大小新旧军阀血战无数，眼见“死者骨枯，生者力瘁”，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袍泽聊得“捉腕凄怆伤怀”。蒋、蔡、戴建议陈铭枢开辟一地做公墓，“为本军同人歿而永宁之所”。

当时名堂叫“十一军公墓”，而非后来的“十九路军坟园”。自粤军一师四团起，历经四军十师、十一军、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兼蔡廷锴独二旅），再到用中央统一番号的六十、六一师，至1930年为北上讨伐冯、阎而临时将二师编成讨逆军第十九路军止，数年间十九路军番号更替频仍，尤以编遣时期，编制时缩时扩，部队自己人都常搞错，所以不可能拿编遣时所用番号来做公墓名字。

当时虽然已改称十九路军，但路军编制本属临时性质，中原大战后蒋、蔡也曾一度请中央取消十九路番号，后至淞沪抗日一战成名，“十九路军”名扬天下，才把公墓名改定为十九路军坟园。彼时陈、蒋、蔡、戴更看重的，其实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这一招牌。

1927年北伐胜利后，铁四军战功卓著，第十师因功扩编，自成体系，唤十一军。很快，宁汉分裂的政治旋涡把十一军卷入，陈蒋戴先后离开，留下蔡廷锴、黄质胜（后来的淞沪抗日残废军人教养院院长。此公当时可算十九路军第二号人物，）、张世德等“苦撑待变”。张发奎把自己部下调去十一军充军官，蔡廷锴只能掌握原来老十师。

待到南昌起义，蔡廷锴寻着机会带第十师脱身，辗转到福建站稳脚跟。随后电请陈铭枢、蒋光鼐回部主事。刘关张古城相会，三人同心协力，把仅剩一师人马重新拉扯成军，恢复十一军建制，此即十一军历史真正开始。随后征讨张桂，建设南路，创办军官学校培养人才，内部凝聚力、归属感、荣誉感逐渐增强。若说十九路军之名始于淞沪，则十九路军之实奠基于十一军时期。

1928年，十一军在广州进行重机枪使用训练。

而提到筹建十一军公墓，不能不提到三个突出作用的人。一是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十九路参谋长初由大埔郭思演担任，1931年广东反蒋拉拢十九路军，郭感觉不对头离开，后去陈诚的十八军里做了师长。此后，十九路军参谋长职位一直空缺，直至淞沪停战谈判时，陈铭枢把黄强将军空降至十九路军中，作为中国军方代表与日本据理力争，此为黄强入十九路军体系之始。不过黄强与十九路其实颇有历史渊源。1928年陈铭枢任广东南区善后公署主任时，任黄强为公署参谋长兼琼崖实业公署专员，开发海南实业，颇有成绩，为陈主任器重。闲时与蔡廷锴在海南郊外狩猎，打野雀，吃野味。据黄强忆述，早年他在东山石牌等地打猎时，当地地主常向其兜售剩余田土，黄强以低价购入许多。1927年后地价上涨，黄强亦获利许多，但当他听说陈铭枢及同僚们有意建一公墓，便慨然将白云山之阳、沙河顶一带私家狩猎场用地以十年前购入原价出售。虽说出售，其实与捐赠何异？可见黄强将军之慷慨与集体观念之重。

黄参谋长

二是十九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翁桂清。翁主任自十一军时期便一直稳坐驻粤办事处的位置。不知他与粤方各路人物究竟有何关系，但他称为政坛不倒翁、“老油条”却不会错。从残教院筹建历史，已可见他的活跃影踪：与粤方政要多次会商筹划；与商界人物觥筹交错，希望捐款多多益善。筹备十一军公墓时，他也是筹委会委员之一，1932年将十一军公墓改建为十九路军坟园时，更直接任筹委会委员长，一手抓残教院建设，一手抓公墓建设。自然不难想象，为搞好十九路坟场，翁主任又要应酬几番。

翁桂清主任

三是南天王陈济棠，陈将军是个复杂人物，西南反蒋时，打得一手好太极，把反蒋心切的胡展堂、邹海滨等党国元老恨得咬牙切齿，私底下损他骂他，台面上却不得不客气恭维道：“伯南兄大鉴”。初时读史，常跟元老和十九路诸公同骂陈济棠“心胸狭窄”，但很难会想到当初十一军公墓经费大部其实由陈济棠第八路军总部埋单，也很难想会明白十九路军经费一直由陈济棠提供（陈济棠一面从蒋介石那里搞来剿共经费，一面又同中央共同分担十九路军军饷）。

陈铭枢与陈济棠

1930年陈济棠时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与陈铭枢在广东一主军、一主政，六十师、六一师属八路编制下。两师既在八路名下，则十一军公墓建设预算，自然要找陈济棠拿钱：纪念碑5万、两座石亭3万4千、石级石台1万4千、每个墓碑1千7百、石栏8千、地脚5千、运泥杂费2千，合共13万5千，由第八路总部承担大头，原十一军军官承担小头。

1931年广东扯旗反蒋，十九路军本在江西剿共，陈济棠派人劝蒋光鼐、蔡廷锴共同反蒋，蒋介石探得情报称十九路军不剿共，反往南“异动”了，急得任陈铭枢为剿共右翼军总司令（早前陈不愿反蒋弃官离开广东），赶往江西稳住十九路，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宁粤政争迅速和解，十九路军作为粤方中委往南京谈判的安全保障调往淞沪一带卫戍。陈济棠虽然记恨陈铭枢反蒋态度反复，但他却信任十九路军作为谈判代表的安全保障，说明陈跟十九路并非泾渭分明对立。

顺带一提，1930年蒋蔡两师在衡阳消灭张桂联军后，正是陈伯南发电请蒋阿拉将蒋蔡自成一路，“裨益发抒伟略”，遂成十九路军起点。后人无不称陈济棠容不下十九路在广东碍着他当广东王，使计将之调出广东（此亦“心胸狭窄”之例），陈铭枢亦不屑称：“两个自成系统队伍（即八路与十九路）同在一起，日久必会发生摩擦，甚至引起权利之争”，天高任鸟飞，没必要把眼界限于广东一隅。虽说十九路有鸿鹄之志，若无陈济棠请蒋介石将蒋蔡自组一路，则客观上仍在八路辖下，难有作为。

事实上，直至我看到陈济棠为蒋光鼐六十大寿时挥笔献墨的第一句话“当年革命为民生，患难相扶比弟兄”时，才悟到刻板观念对历史研究的束缚，以为既然派系敌对，则“老死不相往来”，或楚河汉界，针锋相对，乃至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当我们以宏观角度看待集团或派系间的冲突对立时，我们很容易将之人格化并赋予其主要领导者气质、精神或性格，这样历史便如京剧，红脸即关羽、白脸即曹操，这样看历史固然“痛快”，但也更易“失真”。而事实上，十九路与陈济棠部藕断丝连，彼此间多人均有不同程度私交，当我们下判断或做评价时，不应与其集团对立，便认为彼此间动作动机乃只在求几身利益而算计他人，而应深入双方间关系渊源探悉，否则便对矛盾双方一些行为感到匪夷所思。不信，且看两例：（一）1932年底，老香（陈济棠部第二军长香翰屏）以“三串不烂之舌”帮蔡廷锴劝蒋光鼐出山主事闽政；（二）1937年陈铭枢回国，余汉谋给他一大笔生活费，两人长谈了两小时，后陈在日记中感叹：“溯往勖今，共沥肝胆，握奇襟度豁如，厚重寡言，失之仁柔寡断”。大头鱼不仅头大，肚量亦不小。

陈济棠为蒋光鼐六十大寿志庆笔墨

话说回来，1931年十九路军不和广东一起反蒋，自然被陈济棠断军费，十一军墓地自然也耽搁起来。宁粤和解，公墓自然继续修建。1932年淞沪一役名动天下，十一军墓遂改十九路军坟园。1933年底，公墓经已建好，欲以翌年一·二八纪念日行开幕礼，谁想当年11月十九路在福建搞闽变，公开倒蒋。1934年1月，闽变失败，十九路军瓦解，领导四散，由此十九路军坟园成为无开幕礼的新建筑。

可怜的铜狮。图摄于1937年，尾巴早已补好。

失败之际，蔡廷锴为保存十九路军一点种子，把军权交予毛维寿。毛与其他将领宣布通电“反正”，服从中央。消息传到广州，愤怒的粤人用铁钻将坟园纪念碑下一对铜狮尾巴鑿掉，并书上“十九路军有头无尾”八字泄愤。粤人向来富有革命性，眼见西南政权在党国巨公胡汉民宣传下把反蒋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却不为所动，而隔壁十九路军打起反蒋旗号，心中燃起希望，却见十九路旋即服从中央，自然气得有过激举动。

一九三四年，航拍鸟瞰十九路军墓园。

坟园前小道，林木郁郁葱葱。

1934年，凯旋门。可见最上方为青天白日雕刻。从门内远望可见先烈纪念碑的背部。

1934年，凯旋门内则，宋子文题的“碧血丹心”，上部青天白日雕刻，现在也没了。从门往外看，可见有一小墓，当时沙河顶这一片为殡葬区，到处是坟墓。

1937年，先烈纪念碑侧边远景。

1937年，纪念碑后的走廊，远处可见白云山。

1937年，纪念碑有林森撰写碑文一侧。

1930年代，先烈纪念碑正面景象。没有后来的树木做背景，似乎更显干净整洁。

1934的纪念碑远景。其实对比上下图可发现，早期纪念碑两侧是有一座塔形建筑，不知为何后面就没有了。

1934年，此时可见将士墓只有最前一排是石碑石墓，后面皆木牌土坟。

此为杨锡宗当时设计的先烈纪念碑前十九路军士兵形象模型，士兵铜像毁于抗日战争时期，直至八十年代重修陵园时再铸造一士兵铜像，只是形象大相径庭。今天的形象更具理想化中的军人，体格壮硕，面容饱满，英姿挺立，远眺未来，而当时形象写实风格，反映当时粤军的瘦小精干，目光平视，姿态放松，像在稍息，更显自然。

1934年，先烈纪念碑下的士兵铜像。

《摄影画报》杂志封面，将先烈纪念碑拍得十分肃穆庄严。

闽变后，陈蒋蔡等十九路军领导被通缉，只能避居香港，自然无法去陵园祭扫。然而，十九路军抗日壮举并未被粤人忘记，官方在坟园主持了不少纪念活动，不仅“一·二八”，且诸如“九一八”国耻日、“七·九”革命纪念日（纪念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都有政府官员、各界民众组织参与举行活动。

1934年“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广东军政界举行安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遗骨仪式，同时举行公祭，此为首次公祭。

1937年7月9日，“七·九”革命纪念日，粤军政界在陵园公祭。

1938年5月15日，学联两代表在十九路军坟园纪念碑前敬献花圈。

1938年夏，受中国学联邀请，世界学联（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派代表赴华考察，收集日军暴行和中国抗战资料，以便在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上宣传。5月15日，自欧洲先行到达香港的两位代表詹姆斯·柯乐满（世界学联秘书长）和白乃德·傅路德利用等待自北美来华代表的时间，先行前往广州考察，受到盛大欢迎。同日，代表们前往陵园致敬十九路军。

仅在数月后，广州战役打响。10月11日，日机空袭广州，十九路坟园被炸毁。至10月底，日军完全控制广州，战役结束。从此广州沦陷敌手，十九路坟园的财物被日寇洗劫一空。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率居省的十九路旧袍泽十数人前往陵园扫墓时，眼见大多数墓碑、及铜狮、士兵铜像等一概被盗，石碑上“抗日”字样亦遭破坏，痛心不已。随后，蒋光鼐与旧日袍泽商议重修坟园，并与蒋严搏、叶少泉、苏鸣一等成立修建委员会负责重修事宜。

1947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等致祭。

1947年1月28日，时值“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五周年，蒋光鼐、蔡廷锴率在穗原十九路军旧部六十余人，来到重修后的坟园举行公祭。

1947年1月28日公祭后，十九路旧部合影。

1947年十九路军旧人短暂相聚于先烈纪念碑下，或许已是十九路同仁最后一次及最大规模的一次相聚，此后政海浮沉，各分西东，便再无这般景象······回想那年，十九路军饮马淞沪，舍生殉国，无数烈士壮烈殉国，站在抗日亭中瞭望白云山下忠烈安魂之所，能不感慨乎！时人有诗赞曰：

以身易国显精忠，

遗下今生天地功。

岁岁今朝享拜奠，

偷生何若死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