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老人如何度过余生「故事无处安放的余生老人痛失独子如何走出孤独」

引言

门被轻轻推开，这是一位身材娇小，头发半白的老人，略有泛黄的脸上盘踞着皱纹，她叫袁信芳，80多岁了，她来社工中心的理由只有一个，替她找家疗养院她要和丈夫分家。

老旧的员工宿舍楼

袁信芳的家在一处老旧的职工宿舍，楼房虽矮却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周围高楼大厦林立，市第一、第二好的小学、初中、高中离得都不算远，俨然就是开发商眼中的金蛋。偏偏这里的居民又大都是退休后的公务员、国企职工或教师，养老无忧只贪个过着习惯，以至于开发商不出重金，这些老人连动都不带动下。

失独老人

不过想想也是，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会念旧，毕竟人的一生并不长，属于他或她的记忆大都发生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走了就回不来了，连着念想也一并丢了。

所以邓春明知道，袁信芳倘若过得不开心大概率是精神上受了打击。

“砰砰砰”，敲了三下门后，袁信芳在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后面出现，白中嵌黑的头发被一丝不苟地盘起，包裹弱小身躯的是一件宽松的深色运动套装。

袁信芳打开门把邓春明迎到饭桌上，倒了杯水，便自顾自倾诉起来，而翻过来倒过去也只再说一件事情——她要搬走和丈夫分家，因为她恨自己的丈夫，因为儿子去世当天，丈夫剥夺了她去看儿子最后一面的权利。

半年前袁信芳的儿子病逝了。

袁信芳的儿子叫做肖阳，大学刚毕业就被分到广州机场维修飞机。那时，有钱坐飞机的人寥寥无几。

袁信芳直到现在都记得，儿子在世时曾带着她和丈夫到机场看飞机。

“是铁做的大鸟，我的儿子是医生。”这个老人至今都相信他的儿子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拥有治愈钢铁大鸟的超能力。

此时袁信芳身上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的病症，疾病夺走了她部分记忆，她忘了自己的儿子究竟是高级工程师还是高级技工，但丝毫不影响她为儿子感到自豪。

而不比袁信芳的热情，她的丈夫肖伯只远远地站在一边，不时看向妻子，袁信芳似乎留意到目光，转过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逼着他又转过头去。

像生怕被听见似的，袁信芳带着邓春明进儿子的房间，房间很小，木板床上堆着一层薄薄的被子，一个孤零零的枕头静静地躺在上边，书桌上塞满了书刊，最上头的那一本已蒙上厚厚一层灰，房间里的遗物依旧还是原样，仿佛在等着主人回家。

自肖阳去世以后，袁信芳就不允许任何人动卧室里的任何东西，连擦拭一下都不行。这不是邓春明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老人，一年前她拜访一个丧偶的老先生，出事当天搭在椅子上的衣服还搭在原处。

肖阳最后的时光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袁信芳和丈夫轮流陪着，那段时间每天袁信芳都坚持煲汤，而肖阳却只能艰难地喝上几口，便再不能进食，汤在桌子上放凉，被袁信芳喝掉、倒掉。

初秋的清晨不算凉快，袁信芳在家煲了一锅汤，傍晚，袁信芳提着食盒同丈夫换班时，映入眼帘的却是空荡荡的床铺，她走出去看了看门牌，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走错了，然而刚出门口，就看到一群亲戚哭着走来。

“人没了，怕你伤心，还是不要去看了。”

其实从‘人没了’三个字说出时，豆粒大的泪珠就已经从她的眼眶溢出，手背擦了擦又抹了抹，可怎么也擦不干净怎么也抹不干净，‘手擦拭旧泪新泪涌，茫茫生死裂心肠’。

想哭不能去哭，不能在外人面前丢分，然而在看到丈夫时，袁信芳终究还是爆发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

辞别袁信芳，邓春明看到正在楼道抽烟的肖伯，风从窗户飘进来，白色蓬乱的头发摆动着。邓春明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搭讪。

肖伯自然是少言寡语的，他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挥手指了指屋内，“阿婆在屋子，你去和她聊。”

“可是阿婆一直在生气，一直都在骂你，说你不给她看儿子最后一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肖伯转过身子，丢下烟头，慢慢讲述肖阳去世那天的事。

“打孩子住院那天，医生就告诉我们做好准备，可你阿婆她一直都没往那层去想，后来肖阳走了，走得突然，考虑到她的心脏病又一个人在家，我不敢跟她说。当时应该瞒着她，先让她来医院，可当时整个医院都乱糟糟的，我也乱糟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亲戚告诉我说应该等人到了在料理后事，可我就是不敢去看阳阳，我怕看到他，我不敢看啊！”

失独老人

“那现在分家也是因为这件事吗？”邓春明默默地问。

“大概是是吧，阳阳走了以后，老婆子就不停地瞎想，瞎想阳阳临终前的样子，其实那天从医院回来我就知道她的病更厉害了，阳阳在的时候她就老年痴呆了，记不住事，常常自言自语。我们朋友本来就少，平时只有儿子陪伴.......”

听完肖伯的话，邓春明悄悄地叹了一声，儿子的去世，为这对本该相互依靠的老人打上了解不开的死扣，袁信芳整日窝在儿子卧室里，想着能再见儿子一面，等着着她的儿子，并对丈夫冷眼相待。

而肖伯则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妻子过度悲伤后老年痴呆加重。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都是执念都是借口，不过他还是同意袁信芳住进养老院，只拜托邓春明能找个离家近点的。

养老院中

大概是袁信芳入住养老院的一周后，邓春明例行探望，袁信芳告诉她说，早上护工会给她洗头，每次她都不让护工吹干净，她喜欢湿漉漉的披在肩上的感觉。

床上是叠好的衣服，阳光打在单调的卧室里，护工说，“每次看到袁阿婆都挺孤独的，衣服拆了叠，叠了拆没个够似的，自己一个人也不找人说话。”

养老院不是封闭管理，可以外出请假，但袁信芳和家里断绝来往的意志非常坚定。可肖伯却舍不得和妻子断了，每隔十天就拿着煲好的汤看望袁信芳。可每次袁信芳看到肖伯都会躲进房间把自己锁起来，有时情绪激动了还会撵肖伯，“你走啊！”

肖伯也不还嘴，打开食盒盛一碗汤放在客厅饭桌上，等着。

等着等着，汤温了可以喝了他就从椅子上起来，叮嘱护工一定要让老伴把汤给喝了，哪怕喝上几口也是好的，便朝袁信芳的屋子说一声“我走了”，拎起空荡荡的保温杯慢悠悠的下楼离开。

袁信芳知道肖伯走了，便从房间出来，不耐烦地说：“要走就走。”不过每次护士端来煲好的汤她都会喝上几口，护工看在眼里也觉得奇怪，忍不住说：“阿婆你先生其实对你不错啊。”每每这么说，袁信芳都挥挥手：“那个人，还是不说得好。”

在邓春明的经历中，不少失去至亲的老人都在家人的陪伴下处理后事，出席葬礼，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告别，一个有助于缓和悲伤，让老人接受亲人离去的过程。然而人们往往出于保护，弄巧成拙。

过去的事

像袁信芳这样的失独老人，在邓春明的社工生涯里并不少见。2014年6月，她负责的社区中一名23岁的年轻人自杀去世，和派出所同志跟进时，被要求家属危机介入。

大华抱怨的就是那个自杀孩子的父亲，已经60多岁的胡建陪。

小胡高二那年，胡建陪的妻子去世了，小胡成了他唯一依靠，打工挣钱，拉扯孩子，养大孩子，给孩子攒钱上大学。

当然小胡也争气考上省内知名大学。为参加6月份的毕业典礼，胡建陪咬咬牙专门买了一身西装，可没想到儿子竟会因考研落选，在宿舍喝下一瓶农药自杀。

噩耗对这个单身父亲就像拦腰截断生命的利刃，让他恨不得也跟着下去，属于生活的灯忽然熄灭了，他只能去找个继续生活的理由，一个让他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新闻出现后，换来的却是一边倒地指责——指责小胡内心脆弱。

打人的拳头不仅没能泄愤，反而伤害了自己，胡建陪在悲伤、愤怒两种情绪作祟下回到家里，不再与任何人沟通。

半年后，大华离开社区服务站，胡建陪的案子兜兜转转落到邓春明手里。

起初，胡建陪是任何人都不见得，邓春明只能不断给打电话，然而每次要么无人接听的回音，要么直言拒绝，但在整整半年的软磨硬泡下，胡建陪终究还是同意上访了。

两人的世界如今只剩一个人的影子，廉价的出租房里只剩胡建陪一个人了，儿子去世后，这个鳏寡孤独的男人，把家里折腾了个遍，他翻箱倒柜的寻找一切有关儿子的痕迹。

家里各种各样的奖状叠在一起，全是小胡的，时间久了鲜红封套有些晦暗，在昏黄的灯光下整整齐齐摆放在中央客厅茶几上，成为这个灰暗家庭中唯一的颜色。

“这都是小胡从小到大的荣誉。”胡建陪不好意思的介绍说。

胡建陪招呼邓春明坐下，正对她的是挂在墙上的神龛和几幅黑白遗像，其中最左边的是一个年轻人。桌上有一部智能手机，款式老旧，胡建陪说这是儿子留下的，半年来他都没怎么工作，本就经济拮据的他，每天只能给手机充充电，打开看看儿子的影像。

这份触之可及的悲伤，没有被时间减弱一分。哪怕过了一年，哪怕被各种声讨，胡建陪也依旧相信儿子并非承受不了压力，而是学校迫害所致。

“小胡去世前有对您说过什么吗？”

“他说对不起我。”像触及到胡建陪内心深处的柔软，这个60岁固执的老人哭出声来。

在无人问津的半年里，他写了无数封投诉书，可每次写到一半就激动得连笔都握不住了，所以至今都没能完成一篇，他拿出那封未完成的诉状，略微发黄的A4纸上，是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病痛，身高170体重130的孩子就这么平白的没了，我整夜的梦见他，梦里他和我说，父亲没有为他讨个公道。”

所以，胡建陪一直憋着一口气，但又没钱去找律师，只能在自己心里憋着。

邻居告诉邓春明，胡建陪在儿子出事前一直都是个开朗的人，虽然没几个钱，朋友却都喜欢招待他，他喜欢粤剧，喜欢二胡，小区曲艺社成立后，他每周都和小区朋友排练，戏曲信手拈来，唱的动情凄美。

可自从儿子没了，胡建陪整个人都落寞了，像挂在墙上的老照片。他变得害怕出门，害怕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害怕看到刚刚下班的年轻人，外面到处都是让他伤痛的回忆，他不想难过，可他只能难过。

‘儿子’成为他的敏感词，不能在胡建陪面前提及的词，孩子去世的三个月后，中秋的前一天，胡建陪请亲戚吃饭。饭桌上堂弟抱怨儿子在省外上大学，离得太远，突然发现亲戚都紧张起来，胡建陪哭了。

胡建陪本没去想儿子，可被提醒了不由得尴尬辛酸，大家都在努力当做没事发生的样子，可人却已经哭了。

怀念儿子在胡建陪的生活中似乎总有不合时宜的事情发生，老友问起近况，他回答说：“还在为儿子的去世纠结，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讨个说法。”每次胡建陪还没说完，便被安慰打断，节哀顺变，身体要紧，这些不开心的，想多也没用。

用安慰结束话题，生怕胡建陪失控。旁人觉得胡建陪沦落成缅怀过去回忆的弱者，几次往来便不再交际，可胡建陪无非是想给儿子做最后一件事，给自己一个救赎。

2016年的元宵节，邓春明为了让胡建陪好起来，厚着脸拉他去看灯会，大概胡建陪也觉得悲伤够了，该振作一下，便一口答应下来。

可等到开车前的几分钟，他又逃跑了，车上大都是他的熟人，吵吵闹闹的讨论，看什么，哪里好看，中午吃汤圆还是晚上吃汤圆，时不时的传来几声哄笑，胡建陪只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像个边缘人，挤不进去，打不成一团，犹豫几秒后，他转身朝家的方向走了。

后来邓春明也想明白了，这件事是她自己做得不好，元宵节是一家团圆的日子，胡建陪一人去难免生情。

这是胡建陪恢复好的最后一段日子，回忆会淹没一个人，也会拯救一个人，那天邓春明找到胡建陪，突然看到小胡过去的照片，便询问，“您儿子有点胖啊。”

“是啊，从小就是个小胖子，。”说完还抽出另一张照片，“这是他大二拍的，在白云山。”

这里的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属于他和小胡的故事，“这张是儿子刚刚进大学在校门口拍的，他选了农学专业，说要去农村开农药厂，这张是在山泉边，要研究植物，这张是他和同学徒步旅游时拍的，说是找到的古迹。”

相册里的看完了，胡建陪依旧没个停，他拿出儿子的手机，找到相片一张张地翻，邓春明已经能想象出，这两年他是怎么过的）——看照片是他和儿子距离最近的时刻。

手机照片被不断滑动，看到最后是个戴着呼吸机的年轻人，苍白而消瘦，眼睛半闭着。

“这是最后几天，我给他拍的。自从孩他妈去世，孩子就刻苦了，说要做个成绩给他妈看，他考上大学，拿到学费资助，家里没钱他又省吃俭用。孩子这么努力，我却没让他过几天好日子，是我对不起他。”

不知不觉间，话题又绕到了学校，胡建陪叹着气，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自己也没什么心力去追究，他不想去找学校了，语气中是释然也是解脱。

“儿子没错，年轻人一时想不开罢了。”胡建陪最后说道。

后来邓春明再去看望胡建陪时，虽然每次聊起儿子这个60岁的老人依旧会哭，但状态却好了很多，“哭吧，什么感受都是正常的。”邓春明安慰胡建陪说。

又是一年中秋节，胡建陪告诉邓春明这几天他要到亲戚家住几天，有事给他打电话，那年中秋后，他外出的活动也多了，好几次拨通电话他都在和朋友聚会，里面是他阔别很久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