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情报搞红色被日本痛恨的日共是怎么变成小绵羊的

一、

1868年的明治维新拉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序幕，但是并没有将日本普通民众身上的枷锁也一并打破。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名义上是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搞议会政治。

但是日本自有国情所在，所谓议会政治根本就是一个幌子，日本政府本质上还是一个以天皇权威为基础的独裁政府。

此时的日本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残余的集聚地。

其国内的工人、农民依旧被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每月辛勤工作，结果还倒欠了4.29日元。

除了工资入不敷出之外，工人们的工作安全也毫无保障。

1899年6月，九州煤矿发生矿难，但是当时的矿方却只顾着抢救设备，全然不顾井下的207名矿工，以至于他们全部被烧死。

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使得工人们开始反抗，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工人也在斗争中自发的形成组织。

但是自发形成的工人运动并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工人们的指导思想大多是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劳资调和主义等。

由于工人运动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反动派稍微用点力，就把工人运动给镇压了下去，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1918年的日本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了20%，但是粮食产量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俄国的十月革命后，日本借着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口号，来打击国内蔓延的革命情绪，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因此军队用米需求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而国内的粮食产量跟不上，再加上一些大资产阶级、地主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商机，于是开始囤积居奇。

暴涨的米价使得原本就生存在贫困线下的日本民众连饭都吃不上，为了不被饿死。

人民开始上街疾呼：行动起来！让政府输入外米、控制米价。

但是前面咱们也提到，日本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升斗小民的疾苦，又何须他们劳费心思？

但是他们忘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愤怒的群众被政府的不作为引爆了情绪。

富山县300多名妇女开始走上街头，包围了米店，要求米商降价，警察随后赶来镇压，出手打伤了不少妇女。

人民群众为了吃上饭，都开始自发的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

从京都到大阪再到神户，全国的大中型城市以及农村、渔场、煤矿场等全都是人民群众震山般的呼声。

米骚动运动后，日本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大大小小的维护工人权益的运动，比如要求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承认工会等。

在日本各阶层运动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将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组织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开始成立。

但是这个组织只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能力，而没有将工人阶级组织在一起进行抗争的本事。

但是就这样一个略显鸡肋的组织，天皇政府还是勒令其解散。

同盟被解散后一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成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小组，后来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在1922年7月15日共同组建为日本共产党。

但是好景不长，1928年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高层，几乎将日共的骨干成员一网打尽，通通送进了大牢。

这场风暴直到1935年日本政府彻底摧毁日共在日本的基础才结束。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举国沉浸在巨大胜利的喜悦中，但是仍然有着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进步人士向民众疾呼反战。

就在事变第二天，日共的机关报《赤旗》就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向民众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抵制这种暴行。

同样在日本士兵中就有着不少的共产党。

这些共产党大多是在1935年被政府抓去充军的基层党员。

这些被充军的日共天生就厌倦战争，甚至还向自己的战友传播反战思想。这些思想的传播给侵略战争造成不小的影响。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日本士兵伊藤助男将装有十万发子弹的卡车开到东北游击队的辖区后，留下了一张字条鼓励游击队抗日并自杀。

这件事让关东军高层极为恼怒，伊田助男生前所在的旅团被集体进行“思想整顿”，但是日军还是怕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于是干脆取消了部队的建制。

英特耐雄尔的梦想不分国界。

除了伊田助男这样为了反战而成仁的勇士外，许多逃亡在外的日共委员也开始来到延安进行反侵略斗争。

比如野坂参三就放弃了共产国际高管的优厚待遇而留在延安建立了战俘学校。这个特殊的学校将许多曾经的日本狂热战争分子改造成了八路军。

这些特殊的八路军在战场上通过喊话、送节日礼物、发宣传单等，极大的瓦解了日军的战斗意志。

当然隐蔽战线上的日共们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比如尾崎秀实，这位传奇人物从小就与父亲生活在中国台湾，因此对中国问题逐渐产生了兴趣，在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就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8年尾崎秀实被朝日新闻派到上海当特派员，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许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鲁迅、郁达夫、成仿吾等。

并且还秘密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远东的情报活动，经常把一些有关于日本的重要情报转交给莫斯科。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尾崎秀实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因此一夜成名，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共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巨大名气引起了首相近卫文麿的注意，于是他成为了首相的顾问和私人秘书，有着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和参加智囊团会议的权力。

巨大的权力使得尾崎秀实，能够安插大量的红色共谍，到日本各类要害部门。

其中就有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而中西夫、尾崎秀实与德国人佐尔格共同组建的情报小组—佐尔格小组更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他们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向苏联传递了日军不会北上的情报，使得斯大林得以将远东用来提防日军的部队调到莫斯科前线，从而扭转了战争的颓势。

同样佐尔格小组也会向中国传递各类日军的情报，使得我军在一次次的反扫荡战争中犹如神兵天降，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后来这个谍报小组还是被日本特高课警察诱捕。

1944年11月7日，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分别被杀害。

中西功虽然受到了残存的佐尔格小组人员的警告，要他“向西去”。

但是他并没有畏惧，而是坚持在最凶险的地方工作，向中国提供高价值的情报。

直到1942年6月，中西功才被日本特务给逮捕。

在狱中，中西功受尽了各种折磨，一度被拷打至内脏出血，肉体上的折磨并不能磨灭他心中的信仰。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世界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

“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

这群自幼接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狱警，也是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闻这些先进的革命理论。

于是他们再联系国内的民众们的怨声载道及前线战争的失利，一切正如西里龙夫口中所说。

于是他们从内心自发的对这位“叛徒“尊敬起来。

到了集体审判的日子，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又开始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引得厅内的许多官员竖着耳朵听讲，仿佛此时不是法庭而是大学的讲堂一般。

尴尬的主审官不得不打断他们的讲话宣布闭庭。

三、

日本共产党除了在隐蔽战线上是一把好手之外，在反战的宣传上更是硬核到了极点。

他们的机关报纸《赤旗》，公然不用天皇年号而用公元纪年，在揭露自己国家搞侵略的事实上也毫不留情。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赤旗》报就开始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政府大搞侵略战争。

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普通士兵们发行各种反战小册子，进行反战教育。

虽然《赤旗》报每期的发行量很少，只有几百份，但是思想的武器一旦被人民所掌握，其威力不亚于“小男孩”。

日本高层对这样一份小报纸恨之入骨。

当时的司法大臣原嘉道就公开表示：“如果把消灭日本共产党，那么势必会妨碍对华战争，也会影响帝国军人的出征”。

日本政府一直对共产党员进行严厉的打压，高级骨干拉去顿牢，基层党员就拉去充军。

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挡他们的反战热情，《赤旗》报就发表评论说，拉去参军可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党员得以保存，又能将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军队中去。

比较著名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伊田助男事件。

四、

1968年五月，一场由工人和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如疾风骤雨般席卷了革命老区，法兰西大地。

在这场史称“五月风暴”的运动，给欧美乃至亚洲社会造成的影响范围之广，可谓是史无前例。

这场风暴始于当年的三月，到五月时，这股来自巴黎的星星之火瞬间点燃全国的革命热情。

无数的学生开始罢课、攻占政府大楼和大学，甚至还在各个街道筑起了堡垒，与前来镇压的警察们爆发了巷战。

这群慷慨激昂的学生们拿着自制的燃烧瓶投向警察，而警察则以催泪弹和水炮予以回击。

学生们称警察为“法西斯”，警察称学生们为“暴徒”。

双发不停的在一个个街区开始掐架，互相扔石块。

随着事件愈演愈烈，法国的工人们也开始发起全国性的总罢工，无数的工人们开始占领工厂、矿山，扣留资方人员。

工人与学生们在占领的工厂、矿山、街道、学校、教堂中，不停的挥舞着镰刀斧头红旗。

如果不是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你甚至可以把当时的巴黎当作千里之外的莫斯科。

除了学生和工人们在前线与旧势力做抗争外，许多知名的学者也加入到这场风暴中来。

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特与作家拉康发表全国声明：“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大学生致敬”。

他们号召所有学生联合起来，将现有的国家机关打得稀巴烂，建立自己的政府。俨然一副推翻现有一切制度的革命之势。

难道著名的革命老区，又要来一次法国大革命？

很遗憾，没有。

这场运动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并没有演变成一场推翻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近乎狂热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唤起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反而给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频发的暴力事件使得法国民众整日提心吊胆，而大规模的罢工又使得他们的经济生活近乎停滞。

于是在“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下，法国总统戴高乐又重新掌握了局势。

这场“五月风暴”，最终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平息。

但是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却不止于巴黎，西德、意大利甚至日本的左派们纷纷受此影响开展了一系列运动。

咱们此次要提的就是东京的“全共斗”运动。

20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左翼运动的高潮对于日本老一辈的人来说，就是一段独特的记忆。

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日本街头演绎了一场场独特的日式红色浪漫往事。

五、

日共自1945年再度恢复合法地位时，还是有着很高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情怀。

甚至，他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行动纲领时，提出了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在战后的几年时间中，日共迎来了极大的发展，1949年的日共在赢得了国内10%的选票，并在国会拥有35个席位。

但是由于苏联要求日共采用暴力手段去推翻日本政府，加之日共武装斗争的主张，从而被盟军拿到口实，对日共进行疯狂的打压。

日共不少的领导人，开始转入地下活动。

不甘心的日共，仍然想做些什么事。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也组织过不少恐怖和怠工的活动。这些活动严重的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稳定，于是日共失去了基层民众的民心。

整个五十年代，日共的得票率从未超过2%，国会议席也从未超过2席。

支持率可谓是断崖式下跌。

为了适应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日共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走上了议会道路。

对资产阶级政治框架妥协的日共也因此缺席了1968年那一场“红色斗争”。

反倒是一些激进的学生汇聚在一起联合组成了一个名为“全学共斗会议”的组织。他们反对增加学费，要求学生参加大学的管理。

同时他们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日本成为资本主义的超级强权和与美国结盟。

与当时的日共相比，似乎这群学生才是真正的左派。

1968年，在日本大学的新生入学典礼刚过没多久，国税厅就调查发现，日本大学有20多亿日元的资金去向不明。

这笔资金一度被人怀疑秘密划到了某美军研究所，因此引起了日本战后左翼反战群体的不满。

而不满校方独裁管理早已多时的学生们，则借此机会大肆宣泄自己的不满。

日本大学的学生群体开始自发结成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并推举出了一位名叫山本义隆的学生议长，负责学生运动。

这群学生们头戴安全帽、手持棒球棍进行着抗争，他们将红旗插遍了校园、街道并与警方开始对峙。

这场运动在不久后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到1969年时，约有165所大学被卷入了全共斗运动。

自1968年开始的全共斗运动开始进入高潮。

除了日共之外，几乎所有的左翼力量开始参与到运动中来。

但是自1969年9月以后，学生运动就逐渐偃旗息鼓。

究其原因还是孱弱的学生群体完全没有能力与国家机器进行抗战，光是被政府逮捕后的保释金就足够让学生们掏光所有的积蓄。

除此之外，“全共斗”运动本质上还是一场多股左翼力量临时拼凑起来的运动，在组织层面上，并没有一个稳定领导的组织，各个学生群体的主张和目标也不相同。

这使得他们从内部就极易分裂，甚至对抗。

最开始的全共斗运动是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矛盾，最后演变成学生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革马”派负责守卫安田讲堂左侧的一座建筑物。

正当其他派系在前线与警察对峙时，“革马”派的人员突然撤出了自己的阵地，导致警察占据了制高点，使用高压水枪冲击守备在安田讲堂里的学生。

这种背叛的行为，被其他的左派势力所不齿。

其中“中核”派对这种卖队友的行为更是大为恼火，他们主张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些叛徒，用学生运动的黑话来说，就是“歼灭”或者“击沉”。

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竟然演变成争相向警察告密以洗刷自己组织嫌疑的地步。

就这样，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大量的学生活动家。

全共斗运动走到这个地步，早已是山穷水尽了。

纵贯整个全共斗的开始到结束，日共这个左派组织始终都未曾站在第一线，也未曾或明或暗的支持哪些新左翼。

这些新左翼的运动在日共看来不过都是“托洛茨基分子”，就算在斗争中取得不少的成绩，也会因为自身“托派无限可分”的诅咒而内斗进而使得运动功败垂成。

事实也正如日共所预料的那样，“全共斗”运动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日共这个标榜自己为左派的组织，却在左派运动高涨时置身事外保全其身，这种毫无担当的行为，足足使得一代人对日共提不起半点好感。

尽管日共也曾做过不少努力去改变其在公众前的面貌，但是现在的日共也只是空有一副左派躯壳而已。

1960年，600万群众为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而游行时，他们躲在后面畏首畏尾。

1968年，日本全国左翼运动高潮迭起时，他们选择了置身事外。

到后来，他们开始修改起了党章、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搞起了议会斗争，他们允许了天皇的存在，他们学会了妥协、忍让、甚至放弃。

那个曾经出生于共产国际，浑身傲骨的铁头娃，并没有被战争、酷刑、死亡吓退半分，却在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下变得面目全非。

人，果然总是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