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举考试范围(宋朝科举制度有秀才吗)

科举考试在隋朝就开始了，但那只是有了一个雏形，隋文帝杨坚为了选拔民间的优秀人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当时大多数官员是反对的，因为这种选拔方式让达官贵人的儿子以后当官就没那么容易了。

科举制度真正的完善是从明朝开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发现最优秀的人才，开始从全国老百姓里面通过考试选来拔最精英的人才。到了清朝科举考试已经到了巅峰时期，当时要考上一个秀才难度也是非常大，更别说举人和进士了。

唐朝，宋朝，元朝这几个朝代是科举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在唐朝要考上进士太难了，就连杜甫，李白这样的天才也没考上进士。一个超级大国每年能考上进士的也就二三十个人，只要考上了进士，基本上都有机会成为京官，也可以说唐朝的进士都是天才里面的天才。贺知章，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崔护，杜牧这些进士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元朝的科举制度断断续续，有时候进行录取，有时候根本就不考试，并且元朝把所有人分为十个等级，严重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所以这个时期的科举考试比较混乱。五代十国时期是历史上最乱的一时期，也没有哪个帝王愿意去完善科举制度了。

明朝之前，科举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就是宋朝了，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每年录取进士的人数大量增加，最多的一年录取人数超过六百名。当然里面有一部分是恩科录取的。

恩科就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读书人坚持学习和考试的毅力，最后参加进士考试超过十五次的可以直接成为进士，当然这种进士含金量小多了，只能当品级比较低的官员。并不是恩科的进士就不是精英，只能说恩科进士里面天才型的人比例稍微低一点而已。通过恩科成为进士的柳永其实是非常有实力的，虽然最后只能当县令这样的七品官，但一点也不会影响他的才华横溢。

其实这种说法纯属于坐井观天，闭门造车的行为，也属于个人的一种主观思想，脱离实际的行为。你在自己家里造车，一定要把车轮做成六边形的，而人家做成圆形，你还感觉人家思想落后。

一，宋朝即使平均每年录取四五百名进士，那也不至于进士多到烂大街啊，他们大多数照样是精英里面的精英人物。

宋朝最繁荣的时期全国人口超过一亿人，而最多的一年录取了将近六百名进士，这样的人数比例算高吗？参加考试的举人有好几万，在人才里面再次挑选人才，至少也是百里挑一，这样的进士能说是烂大街吗？如果你是皇帝，宰相，六部的尚书的话，那你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说宋朝进士烂大街的人大多是一些眼高手低，喜欢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人。

就现在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每年合计录取多少新生呢？如果按清华大学去年录取人数来看，最少超过了三千五百名本科生，北京大学也差不多，这两个顶尖名校一年录取的本科生已经超过了七千名。

就按人口比例来算，宋朝每年录取的进士难度就相当现在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难度，现在有谁敢说清华大学的学生已经多得烂大街了？除非一些没本事的人妒忌心又强，才会说葡萄是酸的，其实不知努力了多少次，只是天赋太差，只好说些发酸的话自我安慰罢了。

二，宋朝是古代所有朝代里面经济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朝代，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为宋朝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朝虽然当时占有的国土面积非常少，即使北宋时期国土面积也没超过四百万平方公里，因为当时并存的还有辽国和西夏国，也算是三国鼎立。但宋朝时期老百姓比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的老百姓要幸福多了，战争非常少，老百姓饿死的人数也很少。

为什么许多政治家喜欢一些文韬武略的人物呢？因为文化人知识丰富，办法多，思维能力好，并且有着长远的眼光，所以说打天下需要武将冲锋陷阵，但更需要文人的战略眼光。而发展经济文化，那更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赵光义是一位很有了不起的皇帝，他大量增加了进士录取的人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事实证明他的方法是对的。

有的人说进士占有了宋朝太多的资源，这其实就是坐井观天的一种眼光，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能者上庸者下，这就是公平竞争，每个朝代都会重视有能力的人，因为他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他所得到的资源。至于那些没有实职的进士，国家给他们发着俸禄，他们却在游玩，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别说一个国家了，就现在一个大公司都会实行人才储备的，如果一个国家连人才储备都不愿意去认真执行，那还靠什么去发展什么呢？

宋朝的进士成才率非常高，王安石，陆游，司马光，范仲淹，辛弃疾等一个个都是精英人才，为宋朝的经济文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三，宋朝对少数民族的战斗力不强，这个并不是因为文人地位高影响的，更不是进士录取率增加引起的。

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两人被金国人抓走以后，也成了宋朝历史上的一个耻辱，“靖康之耻”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文人误国”的印象。

其实这也是对“文人”最大的误解，宋朝对外战斗力弱的原因并不是宋朝的军队真的很弱，而是帝王们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一些措施，让文人和武将之间互相牵制。军队的正职是文人，副职是武将，并且士兵在战争之前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统帅是谁，武将只有练兵的权利而没有指挥战斗的权利。并且文人当统帅也只能临时当，不能长期和士兵们有联系，这样的操作模式下军队的战斗力不下降才怪呢。

北宋末年对金国作战的统帅是李纲，后来换成宗泽，他们都是很有指挥天赋的文人，宗泽重用了岳飞，但宋高宗赵构对岳飞不信任，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他。

所以说，并不是宋朝军队的实力不行，也不是文人当统帅不行，而是宋朝的帝王们疑心太大，对手下的文武大臣不信任，只允许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不允许他们拥有军队的实际指挥权，最终导致对外的战斗力非常差。

所以说，宋朝的进士根本没有烂大街，而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人物，这些进士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士们占有了一定的资源，那是人家多劳多得的结果。“文人误国”的说法更是不靠谱，宋朝对外战斗力的低下并不是文人的能力不足，更不是他们贪生怕死，而是封建帝王们对自己的臣民不信任的结局。

北宋年间有个进士通过格斗获得状元头衔，此人是谁？最终结局如何？

科举制虽然产生于隋唐两朝，但真正迎来兴盛期的却是宋朝，不仅录取的人数大幅激增，就连应试者的身份、背景也几乎不再限制，以故寒门子弟因考试而入仕者极多，其中不乏有封侯拜相者。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便是这种通过科举实现人生华丽逆转的贫寒读书人。

按照常人的理解，既然是科举，那么考试的内容必然是诗书文章，以水平高低论输赢，最优者自然便是状元。但在宋朝初年，状元的诞生却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其中某位进士之所以胜出，除了文笔之外，最终竟然要诉诸于单挑能力，真是前所未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桩奇葩事。

宋太祖、太宗兄弟都是武将出身，虽然稍通文墨，但对于在殿试中评卷、选状元这种事，却并不在行，所以为了能在短时间内选出状元，便制定了一条奇葩的规定：在殿试时，第一个答完三道大题目（即“一赋一诗一论”），并交卷者便是状元！（“殿试用三题，为以先纳卷子，无难犯者为魁。”见《玉照新志·卷六》）。

既然能进入殿试，说明应试者的水平都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能胜出，很重要的两点，便是答题的速度和交卷的速度，这不仅要求应试者要脑快、手快，而且短跑速度也要跟得上。宋初科举唯快不破，既然大家都在拼命地追求速度，那么在殿试中难免会发生不少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这场殿试，其过程便让人啼笑皆非。

且说在这场殿试当中，王嗣宗与赵昌言在同一时间内答满题目并交卷，这让宋太祖很是尴尬，不知道该选择谁来做这个状元。思虑良久，皇帝做出一个近乎荒唐的决定，让王嗣宗与赵昌言通过“手搏”（即单挑）来定输赢，获胜者既是状元。

这场别具一格的比赛实行三局两胜制，结果在前两轮中双方互有胜负，为了能在最后一轮胜出，王嗣宗决定使用阴招。赵昌言由于秃顶，所以戴了顶幞头，结果在搏斗被王嗣宗中抓下来，并趁着赵昌言遮挡秃头的一瞬间，将他摔倒在地，然后跪倒在皇帝面前兴奋地喊道：“微臣胜出了！”宋太祖见后哈哈大笑，便真的将王嗣宗定为状元。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见《涑水记闻·卷三》。

司马光的这段记载固然传奇，但在史实上却有错误，因为赵昌言乃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进士，跟王嗣宗并非同年中举。而按照《玉照新志》的记载，跟王嗣宗竞争状元的则是陈识，此说才符合常理（“开宝八年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艺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胜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识为第二人。”见《玉照新志·卷六》）。

王嗣宗作为满腹才华的文士，最终却通过格斗的方式当上状元，难免会成为某些人奚落对象，而他对此也极为敏感。某次王嗣宗在终南山拜访大隐士种放，结果后者在交谈时跟他开玩笑，送给他一个“手搏状元”的绰号，让王嗣宗羞恼至极。为了报复种放，王嗣宗便在皇帝面前污蔑他，差点害的后者入狱。

王嗣宗虽然为人善妒刻薄，喜欢对得罪过他的人打击报复，但在做官期间却是为政严明、政绩卓著。例如，王嗣宗在江浙任职期间，百姓生病后都不去诊治，而是通过祭拜当地的淫祠来祈福。为此，王嗣宗毁弃当地的淫祠，并将药方刻在石碑上让百姓选用，结果不仅治好百姓们的病，也让当地的风气为之改变，一时间被天下传为美谈。

加比部郎中、淮南转运使、江浙荆湖发运使。扬、楚间有窄家神庙，民有疾不饵药，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撤其庙，选名方，刻石州门，自是民风稍变。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四十六》。

王嗣宗历事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从秦州司寇参军做起，曾经做过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高级职务，最终以左屯卫上将军、检校太尉的身份致仕。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嗣宗病逝于家，享年78岁。王嗣宗去世后，被宋真宗追赠为侍中，两个儿子、两个外甥都被录用为官，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

史料来源：《涑水记闻》、《玉照新志》、《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