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之死「参与杀害杨虎城的周养浩改造25年后被特赦晚年要感谢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将大量国民党战犯关押到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战犯主要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等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以及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样的军统特务。

经过不断改造后，管理所从195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进行了七次特赦，按批次将战犯释放。

表现良好的，在解放战争中所犯罪过轻的，在前几次特赦中基本都放出来了，而国民党军统特务因为所犯罪行太多，想要特赦就比较难了，表现最好的沈醉是在第二批特赦的，与沈醉号称“军统三剑客”的另外两人徐远举和周养浩一直没有得到特赦。

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为了得到特赦，废寝忘食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将毛主席语录背得那是滚瓜烂熟，连战犯管理所的看守都没有他记得熟，但是却一直不在特赦的名单上。

1973年，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的缝纫组干活，其制作的产品多次被返工，当时徐远举就暴跳如雷，认为是有人在针对他，也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军统大特务，如今被安排做针线活，做得不好，还被返工，这谁受得了，当时正值冬天的时候，徐远举就用冷水洗澡，结果当晚高血压发作，导致脑溢血而亡。

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针对徐远举的死亡，推断为他对特赦失去希望，所以自虐性洗冷水澡而自杀。

周养浩的待遇基本是与徐远举差不多的，作为“军统三剑客”，1950年周养浩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战犯管理所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的。

三个人经常轮班被提醒，有一次沈醉在交待问题时涉及到周养浩，结果被周养浩看到，他认为是沈醉出卖了他，并检举揭发了他，当时怒火冲天，回到牢房后，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的脑袋上砸去，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死罪头。

周养浩也成了战犯管理所的老顽固，1956年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立场依然很顽固，在监狱中常常借读诗歌抒发自己的情感。

读的都是《金陵怀古》一类的诗歌，金陵是南京的旧称，怀念南京那不就是怀念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嘛！

估计军统的大特务没有不想念蒋介石的，只有那个时候才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周养浩这样的大特务更是如此。

所以，前面6批特赦人员名单中都没有周养浩的名字，这让周养浩彻底死了心，再也不寻求特赦了。

周养浩

然而周养浩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像他这样作恶多端的人，到1975年第七次特赦时，他竟然赶上了特赦的末班车，被释放了出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在3月20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

周养浩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被释放出监狱后，当即跟其他10个一起特赦的人申请去台湾，和家人团聚。

针对这个特殊的请求，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当即公开答复：“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中共的答复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然而当周养浩到达香港后，在大陆的所有手续已经办妥的情况下，却迟迟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允许。

就这样，周养浩等人滞留在香港接近五个月，当时蒋介石已经奄奄一息，蒋经国对周养浩等人并不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因此就拒绝了。

周养浩等人在香港滞留的5个月里，十分绝望，有三个人当时十分生气就回到了大陆，没想到待遇还不错。

当时有一位叫张铁石的人十分顽固，解放厦门的时候，为了掩护上司们突围被俘，被改造多年依然很顽固，本来没打算活着回来，就想着为“党国”牺牲了。

这次特赦后，他想着以他的“光辉事迹”到台湾后还不得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拒绝入境的通知书，在内心很绝望的情况下，张铁石在香港的酒店里自缢身亡了。

蒋经国

有在美国有亲戚的就去了美国，周养浩也选择前去美国投靠自己的女儿，在临行之前，周养浩找到香港中旅，询问如果他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

中旅人员向上面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

还有一个叫段克文的特务，想去台湾不成，就想去美国，可是他在美国又没有亲属，无法投亲，就撒泼打滚，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终于如愿以偿去了纽约。

然而段克文非但不感激中共特赦了他，也不痛恨台湾当局不让他入境，竟然写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作品，污蔑中共的战犯管理政策。

针对段克文污蔑中共的行为，直接骂段克文：“不是东西！”

大概在这一刻，周养浩终于理解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

周养浩能够与沈醉、徐远举并称为“军统三剑客”，也是有几分本事的人。

作为浙江江山人，周养浩是戴笠与毛人凤都是老乡，在军统内是典型的“江山派”人物，由于娶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跟毛人凤更是沾亲带故。

除了有这层关系外，周养浩能够在军统内部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还得益于其毕业于政法大学，是名副其实的高学历。

戴笠

1933年，周养浩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刚刚从政法学院毕业就加入了复兴社做特务。

随着军统的壮大，周养浩的的官职也是节节高升，抗战初期担任国民党南京特务处法官、军统局法官、重庆警察局司法科法官。

1941年，在娶了毛超群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担任军统息烽监狱主任，此后升迁更快，先后保密局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兼特区督查室主任等职务。

在周养浩的军统任职生涯中，息烽监狱主任无疑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巅峰，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建立了一整套监狱管理制度。

息烽监狱位于贵阳市息烽县以南6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原本是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四周是崇山峻岭，古树参天，路人很难看到其中的监狱。

1938年，国民党军统局在这里设立了庞大的秘密监狱，当时息烽县仅有两千多人，而在息烽驻扎的特务人员多达15000人，对于被关押在那里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周养浩被调到这里当监狱长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干劲的，他去之前，息烽监狱的犯人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防风时间，其他时间除了提审，基本都在监狱里待着，犯人深受折磨不说，关键有些重要的人物万一这样死了，他们也不好交差。

前一任监狱主任何子桢就因为关押的“政治犯”们的反抗，被戴笠给免职了。

周养浩上任后，提出“改革狱政，建设新监”的旗号，并且提出了“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的口号，摆出一副“开明管理”的样子。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犯人”们每天防风的时间由一小时，便成为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监舍的窗户也尽量多开。

从集中营越狱出去的韩子栋后来回忆起周养浩的监狱新政时说道：“我整日晒太阳，已经晒成了黑人，我的风湿病、皮肤病都因为经常实行日光浴的关系，渐渐痊愈。”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周养浩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犯人”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将大家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

于是周养浩就在息烽集中营里建了十几个生产单位，比如印刷所、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草鞋部、洗衣部、卷烟部等等单位，“犯人”们通过劳动还能获得一点酬劳。

解放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甫在被捕到息烽监狱后，遭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生命危在旦夕。

小萝卜头在男牢看到胡春甫的遭遇后，就回去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徐林侠，徐林侠就用自己做工挣的钱，买了点面条煮了一大碗，让小萝卜头给胡春甫送去。

回忆起这碗面条，胡春甫说到：“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而这碗面条，就是周养浩实行监狱新政后的产物，“犯人”们通过劳动计件给予报酬，当然不是什么钱之类的，而是代用卷，可以在集中营内部使用。

周养浩在息烽监狱任职期间，开设的息烽监狱卷烟厂生产的“四一”牌香烟畅销贵州，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息烽监狱最为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伙食太差，毕竟这里人口比较少，又驻扎了大量的特务机构，食物难免供给不上。

周养浩为了提升看管人员和“犯人”的伙食，建立了监狱农场，让“犯人”们种菜，养鸡，如果不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把这些东西运到重庆等地售卖，监狱的犯人还真能提升不少伙食水平。

除了建立一些日用品的工厂外，富有经营理念的周养浩发现息烽集中营附近竟然产煤，当时煤炭是紧缺资源，周养浩就指挥“犯人”们开了一个小煤矿，一方面自用，一方面制成碳在贵阳售卖。

当时国民政府很多机构都在经营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但是周养浩明显比他们后台硬，因为有军统的通行证，这些物资都被装上军统的车运输，根本无人敢拦。

息烽监狱主任原本是个苦差事，经过周养浩的经营反而成了肥差，一时间炙手可热，好多人都眼馋这个职务。

在周养浩担任息烽监狱主任后，关押在这里的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当时软禁在息烽的杨虎城曾对黄显声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我就觉得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

然而周养浩表面举止斯文儒雅，内心却极为狠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就是他策划谋杀了杨虎城一家及小萝卜头一家。

当国民党军在国内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担任代总统的时候，首先下令无条件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亲自打电话给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过问此事。

杨森当时已经决心倒向蒋介石，并不看好李宗仁，所以回答李宗仁不知道杨虎城被关在什么地方。

挂了李宗仁的电话后，杨森立即打电话给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担心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恢复自由，对他不利，当即下令将张学良押送台湾，并且以解“西安事变”被关押之恨，要毛人凤将杨虎城密裁。

李宗仁

毛人凤不敢怠慢，召集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头子进行商讨，徐远举提议：最好在贵阳就地枪决，或在川黔路上隐秘处，免得麻烦。

大家认为周养浩一直负责杨虎城的监管，杨虎城又对周养浩高看一眼，就决定由周养浩亲自去息烽监狱，把杨虎城诱骗出来，然后从路上密裁。

商讨完事后，毛人凤又让周养浩到白公馆看守所挑选有经验的行动员，先由周养浩谈话，再由毛人凤和徐远举亲自召见，最后举行宣誓仪式，以确保秘密。

周养浩于是找到了杨进兴，并对杨进兴说：“有一项密裁任务要交给你去执行，而且不能有声响。”

杨进兴想到周养浩亲自找他布置任务，肯定是重大任务，于是严肃地说：“不用枪，就用刀子和斧头。”担心完不成任务，杨进兴又说：“我对用刀还没有经验，怕一个人做不下来，有负主任栽培。我想请熊祥来帮忙，看他还有什么好办法。”

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后，1949年9月1日，周养浩带队赶到贵阳，然后让特务队长张鹄去诱骗杨虎城说：“总裁派周先生到重庆商谈西北问题，请杨先生尽快启程。”

杨虎城说：“西北问题为何要我杨虎城去商谈？你请周先生来，我当面问问他。”

第二天，周养浩来到牢中对杨虎城说：“请杨先生放心，我周养浩用人格担保，的确是委员长请你去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由于杨虎城有所怀疑，周养浩就不提回重庆这件事，每天就是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到9月5日，杨虎城答应随周养浩一道回重庆。

杨虎城

车队出发时，周养浩坐在前导吉普车上，杨虎城和儿子扬拯中坐在救护车居中，宋绮云（杨虎城秘书）夫妇带着儿子小萝卜头与杨虎城幼女坐卡车殿后。

第二天傍晚，周养浩带领车队与杨进兴相遇，按照计划，周养浩把车队交给杨进兴，然后自己跳上汽车回家了。

不久，杨进兴将杨虎城等人拉到戴笠生前在松林坡别墅戴公祠将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全部杀害。

9月10日，毛人凤对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行动的特务进行“论功行赏”，周养浩因为表现最为突出，获得银洋200元。

除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外，周养浩的手上早就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周养浩在1945年7月14日，将于1939 年春打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王席珍、陈国柱、赵力耕、杨光等 7 名中共党员秘密杀害于息烽监狱。

杀害杨虎城后不久，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不断取得胜利，并且开始向西南进发，在这样的情况下，军统特务又制造了11·27重庆大屠杀，将大批关押的革命志士进行迫害。

周养浩亲自指挥20余名特务和士兵，将关押的32名嫌疑犯全部射杀在歌乐山松林坡刑场，然后将尸体推进事先挖好的深坑掩埋。

周养浩自知所犯之罪深重，一旦被抓小命不保，赶紧向成都逃去，到了成都，又发现成都已是人心惶惶，驻军有临阵起义迹象，他担心自己在成都被抓，连布置特务打游击的事都忘了，就从成都跑了。

周养浩于1949年12月8日乘坐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在起飞，但是此时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不给所有飞机加油，也不准起飞。

卢汉起义

当时沈醉是军统云南站站长，想要拿到从昆明到台湾的机票必须经过沈醉的手，周养浩到了昆明后，担心昆明局势不明朗，直接在机场给沈醉打电话，让沈醉给他弄张机票送到飞机场，他要第二天飞去台湾。

沈醉接到周养浩的电话，不禁有些发怔：“你呆在机场干什么呢？就算明天走也可以过来吃顿晚饭嘛！远举兄也在我这里，我们还是聚一聚吃顿饭吧！”

“不了不了！”周养浩断然推辞，“老乡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在重庆可是做绝了呵，几百号人全给杀了！时局这么乱，我还是早点走得好，这饭我们还是到台湾吃吧！”

沈醉于是就说：“好吧，我尽力给你弄到票送去。”

12月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告诉周养浩，飞机上仅剩的一点油也被地勤抽尽了。

事实上，当时沈醉已经预感到卢汉即将发动起义，所有飞到昆明机场的飞机都停止加油，并且下发特别通行证，只有卢汉的通行证，才能让飞机起飞。

当时沈醉以为国民党中央军在云南布置了两个装备精良的军，而卢汉的滇军在解放战场损失殆尽，剩下的都是杂牌，在数量上也只有两个军，要起义的话，也得等到解放军抵进昆明。

然而让沈醉没有想到的是，卢汉当晚便开始了行动，在正式起义前，卢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所有在昆明的国民党特务，得知周养浩在机场随时准备起飞，卢汉当即下令昆明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前去抓捕周养浩。

沈醉

事实上，周养浩当时已经预感到气氛不对，但是又不敢乱跑，担心沈醉派人送机票找不到他。

但是他又不得不防备，作为老牌特工，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

周养浩于是解下腰间的手枪，交给高天禄：“我已经知道出事了，你把它带到外面，扔掉吧。”

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

说完，周养浩脱下军装，取出小刀，开始拆除缝在袖子上的少将标识，然后换上便衣，悄悄走出场长室，混入候机的人群，密切观察四周的情况。

这时，李志正已经带着警察来到了巫家坝机场，在抓住了高天禄后，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周养浩，李志正觉得奇怪，通过高天禄得知，原来周养浩在等沈醉的机票。

李志正心生一计，让高天禄在机场不停地喊：“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又立即缩了回去，警察们立即跑了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警察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

周养浩在车里说：“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

卢汉因此时刻担心蒋介石下令特务要他的脑袋，提心吊胆好一阵子，现在这几个家伙都在昆明，一旦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先下手为强，先把他们抓了再说。

徐远举

1950年夏天，沈醉、周养浩、徐远举被押到重庆西南公安部四德村看守所，竟然关在一间牢房里。

他们认为自己犯的罪行太重，共产党在重庆召开公审大会后，肯定会把他们毙了。

周养浩和徐远举两个人吓得晚上睡不着觉，只有沈醉不太在意，该吃吃该喝喝。

针对周养浩的担忧，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多次给他们宣布政策：对你们这样的人，啥一百遍都不过分，但共产党有政策，你们是被列入战犯等级的，这个等级该杀而不杀！

话说这三剑客都是军统的人，按理来说应该是“同气连枝”，然而在一块后，却天天“内讧”。

徐远举压根就看不上周养浩，认为周养浩就是凭借毛人凤的关系爬上来的，没有什么真本事，而周养浩认为徐远举就是一个乡巴佬。

两个人在之前就有矛盾，经常公开发生冲突，毛人凤调解了好几次也没有起作用，后来毛人凤在重庆成了保密局西南督查室，任命周养浩为主任，当时徐远举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两个人是平行单位，督查室还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是徐远举根本不鸟周养浩，云南站的沈醉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更不把周养浩放在眼里。

由于周养浩怕死，越想越怕，认为自己能落得这份田地，是因为沈醉没有给他送机票，或者是沈醉出卖了他，想到这里顿起杀心，一次提审过后，回到牢房后眼睛充满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地看着沈醉。

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却并没有去阻拦，周养浩拿起一个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当时一同关押的宋希镰拦着，问周养浩原因。

宋希镰

周养浩不说话，沈醉和徐远举也都不说话，宋希镰见沈醉挨打而不说话，猜测沈醉可能是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

等待周养浩气消了之后，沈醉才开口说：“我是交待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待杀一个与交待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对于沈醉的话，徐远举并不是很同意，徐远举坚持：“各人说各人的最好。”意思是不让沈醉乱交待。

沈醉也没敢硬刚徐远举，因为他也担心，如果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个人联手在狱中把他整死，那死的可够窝囊的了。

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三剑客，如今在一间牢房中斗智斗勇，尔虞我诈，想起来也真是可笑。

就他们三个人来说，还是沈醉活得比较透彻，做了错事就是做错了，有什么不能交待的，由于改造较好，沈醉是三人中最早出狱的，也是最后去世的，虽然是个大特务，口碑还算可以。

晚年沈醉

出狱后著书立说，写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回忆录，但是所有内容均没有提到周养浩。

三人当中徐远举气性最大，死在了战犯管理所中，倒也是“死得其所”。

周养浩最怕死，却没死成，最后被特赦后，想去台湾，蒋经国不同意，就去了美国，捡了一条命后，格外珍惜，正如开篇所讲，谁对谁错，谁胜谁败，他算是看明白了。

《潜伏》中如果吴敬中被共产党抓住会是什么结局？

吴敬中在历史上的原型是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景中，此人在49年后跑到了台湾。

真实的军统特务，像吴景中这样级别的，有很多解放战争时候，都被活捉了。看下这些人的结局，大致可以推测出吴敬中如果被俘会怎么样。

沈醉

沈醉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28岁就担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深得戴笠信任，被称为军统三剑客、四大金刚。

49年，沈醉担任军统云南站中将站长。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沈醉，然后沈醉参加了卢汉领导的云南起义，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员。

后来，沈醉被抓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与中华民国军政要员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陈长捷和伪满洲国首脑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关押在一起。

1960年被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后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通电签字，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

沈醉后来以自己的经历写作了大量关于军统内幕的书籍。

周养浩

早年加入复兴社，是军统元老。军统三剑客之一。

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

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将重庆等地关押的共产党人大量杀害。小说《红岩》就反映了这段历史。周养浩在小说中有出现，是大反派。

解放后周养浩 被关押，1975年他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被特赦。后来去美国投亲，1990年在美国去世。

徐远举

同样是军统早期人员，军统三剑客之一。

解放前夕，在西南和周养浩一起在西南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后被俘，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病死

这三个人在军统的资历和吴敬中差不多，甚至更深。职务有的比吴敬中更高。而其中的徐远举、周养浩在历史上对共产党人犯下了累累罪行，双手沾满鲜血。甚至都是上了《红岩》这部的小说，是杀害江姐、小萝卜头的凶手。但是，解放后被俘以后都没有被处死。都是被关押改造，要不特赦，要不自然病死。

吴敬中的罪行没有他们大。所以，如果吴敬中被抓，很可能也是改造几年后，被特赦。

实际上，真实的军统很多特务，在解放后都是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