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覆灭的原因(大秦帝国是怎么崛起的)

秦国这样一个盛世王朝，为什么最终难逃毁灭的命运，发人深思。

治国不懂“逆取顺守”之道。

国家治理，是秦帝国完成统一大业后的更大难题。秦始皇不懂“逆取顺守”之道，用打天下的方法治天下，结果秦朝只延续了15年。西汉的政论家贾谊认为，自古“取与守不同术”“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也就是说，立国与治国根本不同。

秦始皇刚统一中国的时候，天下百姓都希望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天下刚定，秦始皇不体恤民情，不珍惜民力，反而大兴土木，修万里长城，筑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规模浩大工程，尽管其中一部分工程如长城和灵渠是利国利民，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但不能毕万事于一世。浩荡工程大大超过国力，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而民心大乱。

结果出现“百姓怨望，群盗满山”“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局面，大大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正如汉代学者贾山所说：“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门客制度导致“派系”林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对官僚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导致秦始皇在推行中央集权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官员不足的问题。由于当时没有诞生全新的官员选拔机制，而旧有的“游说”方式又不适合秦朝的统治模式，因而在全面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大环境下，地方官员不足就成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在《大秦赋》中，秦国出现官员空缺，一般从门客中举荐。大秦相国李斯就曾是吕不韦的门客。门客制度直接导致了六国贵族对秦帝国的不满，因为门客制度带来了“派系”“团伙”“山头”，从而固化了局部利益，导致官吏不是为国家卖命，而是为某个山头卖命，山头主义盛行，国家治理有统一之形而无统一之实。门客制度导致的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对郡县制形成巨大反向冲击，削弱了秦帝国的统治根基。

正是秦帝国灭亡的教训，隋唐开启了后来的科举制，从而开辟了治国的人才通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直到近代，西方采用的还是贵族世袭制度。相比较于西方文官制度，中国古代治国安邦文官制度早了1000多年。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渠道，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打通了人才向上的流动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更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因此，科举制度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民贫民弱”掏空国之根基。

秦帝国的国家治理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强国弱民”。《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照这种治国理念，只有民贫民弱才能够顺利推行国家政策，才能体现政府强权。“弱民”的真正含义是压制民众的欲求、智力和权利，限制其能参与国家行政的能力，使民众无法团结起来与统治者对抗。这一点，现在看起来也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中，国强民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民贫民弱的情况下，国家根本无法长久发展起来，致使人民在内心里没有归属感。天下乃一人之天下，非天下人之天下，由此秦帝国虽然在领土上、在政治上、在文化形式上统一了天下，但是没有在人民心中形成认同感，这也是秦末农民起义四起的原因。

贾谊在总结秦朝覆灭的教训时说：“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秦帝国的教训是深刻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唐太宗谓侍臣曰： “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也正因为如此，在璀璨的历史星河中，民本思想深植于圣贤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内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等主张，不仅广为人知，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民心向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大秦帝国》三部曲中丞相没一个好下场的，为什么？

丞相李斯，在秦国的统一大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朝建立之后，他辅佐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巩固了政权，维护了统一，为后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李斯虽然功绩卓著， 但是，他利令智昏，贪生怕死，最终，和宦官赵高密谋发动“沙丘之变”，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也让自己也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游途中暴病沙丘，阴险狡诈的赵高乘着夜色来会见丞相李斯。此时，赵高酝酿了一个巨大的阴谋：篡改秦始皇的诏书，赐死皇位继承人扶苏和战功显赫的大将蒙恬，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李斯当时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力极大，只有得到李斯的同意和配合，这个阴谋才能得逞，所以，赵高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李斯与自己共谋。

李斯原来只是楚国的一个小差役，之后，为了施展抱负来到了秦国，辅佐秦始皇平定六国，改革创新，很受秦始皇器重，官拜丞相。李斯对始皇更是感恩戴德，忠心赤胆，为秦朝的发展不遗余力。赵高虽也能言巧辩，但是，在能以《谏逐客令》说服秦始皇改变意向的李斯面前，却是小巫见大巫，要想说服李斯叛变，谈何容易。

但是，事实的结局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是在这个不眠之夜，李斯服服帖帖的顺从了赵高的阴谋，大秦王朝走向亡国的序幕就此正式拉开了。沙丘之变让李斯背上了历史骂名，成为“千古一相”的耻辱，后人用“功成不解谋身退，只待咸阳血染衣”来讽刺他，认为：李斯是一个贪图权贵，坚守相位的人。这对李斯来说，好像有失公平。

李斯当时年事已高，也不至于为了再多当几年丞相，背叛这个对他曾宠信有加的秦始皇，违背当时道德观。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官场险恶，就不难得出：李斯的沙丘之变，其实，更多的则是因为贪生怕死。李斯怕的不是赵高，更不是胡亥，而是赵高字字如刀的“精辟谬论”：

赵高先是把他跟大将蒙恬做了对比，才能、功劳、谋略、人气样样比不上蒙恬，再加上，蒙恬与扶苏关系甚厚，扶苏继位后一定会重用蒙恬为相，到时让你李斯吃不了兜着走，再看秦国历任丞相，哪一个又落得个好下场。赵高的话语，刀刀插在李斯心上，仔细想来也是这么回事。

商鞅变法，使秦国很快强大起来，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受酷刑而死；编著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的丞相吕不韦，被秦始皇罢免相位，贬出京城，几年以后，还是被耿耿于怀的秦始皇赐予毒酒而死。还有曾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劳的甘茂等丞相，都是纷纷逃离秦国才得以保命。

难道说，秦国的丞相职位是做不得的吗？

其实不然，这都得归咎于法家的治国理念。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就一直沿用法家的理念来治国，秦朝更是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君主集大权于一身，不受老百姓监督，也不受诸侯制约，子民的生死君主说了算。丞相为百官之首，总理朝政事务，若政绩出色却图谋不轨，就会受到帝王的排斥，甚至，遭来杀身之祸，株连家族，世代不得翻身。

法家的这种专制制度，使丞相成为君主的掌心之物，君主的恩宠使他们得以高枕无忧，尽享荣华，君主一死，他们很可能非但相位不保，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如今，秦始皇突然病死，李斯也会失宠，扶苏继位后又会对他信任几何？这才是李斯害怕的原因。

李斯与扶苏的观念正好背道而驰，要是扶苏继位，那么，在秦朝以法家理念治国的制度下，李斯抽身难退，只有死路一条。就算有心赴死，根据秦朝的律法，还得株连三族。所以，听赵高一番言语，李斯真是如坠噩梦。他怕了，怕扶苏，更怕的是秦朝的专制制度。

而赵高的阴谋能让他保全相位，保全家族性命，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在秦朝的严刑酷法面前，个个惶恐不安，生怕触碰底线，因为，没有公正的法律依据来做主。赵高惧怕扶苏继位遭有私仇的蒙恬报复，发动了沙丘之变。陈胜、吴广惧怕戍边延期而杀头，发动了农民起义，巍巍秦朝很快走向了死亡的边缘... ...这恐怕是法家理念所无法估计到的。

之后，李斯因为惧怕，更是成为了沙丘之变的帮凶，为得到新皇恩宠，他助纣为虐，纵容秦二世横征暴敛，贪图享乐，君主专权更为恐惧，终于激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深受恐惧的李斯就这样，把自己曾煞费心血建造的大秦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算计来算计去的李斯，最后，还是以谋反的罪名被秦二世处以酷刑，殃及家族。这在君主专制面都前显得是那么的软弱无助，而打造出集权于一身制度的正是李斯本人，颁布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将皇权缔造的完美至极，也让自己死在了亲手制定的酷刑腰斩之下。

历史愚弄了这个集智慧于一身的丞相李斯，临死前，他和一同被处死的儿子相视痛哭：“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哪还能办得到啊！”行刑前怀念过去在上蔡的日子，其悲声凄婉之声令人叹息，当然，也是对他追逐权力终生的全面、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