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怎么牺牲的「1949年江姐等革命者被敌人杀害老大哥疑为叛徒55年后揭开谜底」

一、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向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解放军进逼重庆，此时，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知道大势已去。这天傍晚，他在办公室批阅最后一些文件，突然停电了。毛人凤慌乱中碰翻了桌上的水杯，他预感到这不个吉兆，于是立刻抄起电话直接打给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命令他次日立即对看押的30名革命者执行枪决。

徐贵林接到指令后，14日一早，就安排行动组组长漆玉麟来到监狱，以转移为名，把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提出牢房押往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

在牺牲的这些革命者中有唐虚谷和张静芳夫妇。

唐虚谷被捕前曾任中共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石柱南岸工委书记，他的妻子张静芳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因叛徒出卖，夫妻俩一同落入敌手，被关在渣滓洞中直至牺牲。

重庆解放后，1950年组织部门在第一次公布歌乐山牺牲的烈士名单中唐虚谷和张晋芳夫妇都位列其中。

可是到了1955年，一份组织调查材料中，有叛徒和特务头子两人供述说唐虚谷已经叛变变节。于是唐虚谷的革命烈士称号被组织部门撤掉。那么唐虚谷是英烈还是叛徒？这个谜底直到55年后才被揭开。

二、

1908年，唐虚谷出生在四川渠县一个富裕的家庭，他高小毕业后先去学徒，后来参军。

1928年唐虚谷考入四川中山大学训政特科，然后又改读上海同济大学。他在校期间接受革命思想，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毕业后他被派往岳池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唐虚谷回到渠县策划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的武装起义。

但是不幸起义失败，唐虚谷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就以教书先生为名做掩护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1935年初，唐虚谷策划并组建了“中国抗日义勇军第二方面军”，他任党代表，后因上级领导人遇难而与党失去了联系。这期间他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

1938年初，唐虚谷在渠县秘密组织进步团体“爱知读书会”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1939年经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审查批准，唐虚谷第二次入党。同年任中共渠县特支书记，以后又出任中共渠县县委书记。

1940年唐虚谷先后担任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1941年他奉调离开渠县，任中共梁山中心县委兼大竹特支书记，此后，夫妇俩就活动在下村东地区，直到被叛徒告密逮捕。

大量资料显示和当事人证实，唐虚谷是渠县早期地下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人。唐虚谷夫妇生前有4个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家乡被称作“唐虚谷烈士的后代。”1955年，唐虚谷被拿掉烈士称号的时候，4兄妹年龄还小，他们并不知情。

一直到1980年，当时民政部统一换发《革命烈士证明书》时，4兄妹才惊诧地发现烈士证书上的名字只有母亲一个人，而其父亲的名字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当时兄妹中的老大唐不屈，已经44岁了，他在民政局工作。在其父母被捕时，他虽然年幼，但记忆中多少也留下一些父亲早年革命的印记。于是，他当即去组织部门询问。这才知道1955年组织部门调查材料出事了。

父亲突然成了叛徒，4兄妹非常痛苦，因为从小他们就是烈士的后代，父亲一直是他们心中的一面旗帜，可是这面旗帜却突然倒塌，4兄妹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是那份组织调查材料又摆在那里，这依据是什么？

兄妹们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们商量，由大哥唐不屈出头开始逐级向组织部门反映情况，要求为父亲正名，揭开谜底。

三、

1981年渠县县委收到唐不屈的申述材料后高度重视，责成县党史办组成调查组外调。因为在唐虚谷夫妇俩的档案记载中，1941年他奉调离开渠县后的情况是空白。

调查组准备赴下川东收集材料前，考虑到唐不屈会提供一些线索，就是就将其借调过来一起外调。

调查组外调的第一站是四川万县地区。因为档案记载唐虚谷1942年负责云安、小周溪当地的工人运动，曾两次到重庆红岩村参加南方局学习班； 1946年在万县沙滩领导农民“抗丁、抗粮和抗捐”斗争；1947年2月举家迁到万县龙驹，以开设科普实业社做掩护，为党筹集经费。先后担任万县中心县委委员、下川东南岸工委书记。负责在万县、云阳和石柱西界坨的地下斗争。1948年6月17日，由于叛徒涂孝文出卖，唐虚谷夫妇在龙驹被捕。

顺着这些线索，调查组先后去了万县、云阳、石柱等地，他们查阅档案、访问老同志得到了大量文字和口述的材料。这些都证实了唐虚谷参与并领导云安等地工人武装暴动的事实。并证明了当时由于担任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叛变投敌出卖了唐虚谷夫妇。

调查组在万县调查时，找到了被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军统万县情报站书记员严觉生。他提供了一个细节：“就是当年他在做笔录时只有涂孝文交代了地下党的组织。而审问唐虚谷时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合法的生意人。

这时候特务就把涂孝文的口供笔录拿给唐虚谷看，唐虚谷说：“叛徒知道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无话可说。”

唐不屈认为这个就能证明父亲没有叛变。外调结束后，他就把这些材料寄给了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胡康民。

这时，胡康民正在办理退休手续。他接到唐不屈的材料后，回忆起在文革前，曾查阅过重庆市地下党的存档材料，从中看到一位曾经在渣滓洞坐过牢的老同志在文革前夕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信中介绍，一个叫唐虚谷的地下党员在渣滓洞牢房中为难友讲解马克思理论，并宣传对敌斗争，博得了难友的尊敬，大家都称呼他为“唐大哥”。他是小说《红岩》中的那位“老大哥”的原型。

一连串的疑问使胡康民想要去破解，可是当时罗广斌已经去世了，根本找不到其他相关的材料。而这个时候文革开始，胡康民只得把这件事放下了。

这一放就是20年，一直到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此时胡康民成为公认的重庆市党史专家。有一次，他对研究室几位中青年党史研究者谈起了唐虚谷时他说：“从历史留下来的材料和调查情况来看，唐虚谷的事可能是冤案。

因此，胡康民看完材料后，他就给远在渠县的唐不屈打电话，约他来重庆面谈。

唐不屈听说后万分高兴，就和弟弟来到了重庆面见胡康民。胡康民对兄弟俩说：“我不代表组织，只是我个人的的想法。说你父亲有变节行为，是叛徒所供认的，但事实证明，你父亲进监狱之后，地下党没有因为他而遭受任何损失，他出卖什么？从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讲，要尊重事实，不能听风就是雨。”

胡康民的一席话，让唐家兄弟兴奋不已。接着胡康民告诉唐不屈要先做些准备，把能找到的材料尽量找足，这样才有说服力，然后安排一下时间写成系统的申述材料交给组织部门。

唐不屈有写作基础，他回到渠县后，就开始收集、整理父亲的史料，想先写个初稿交给胡康民看。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半年之后，噩耗传来，胡康民因糖尿病引发的综合症去世了。

胡康民突遭变故，康不屈悲痛不已，他来到重庆为胡康民吊唁。在他家的书桌上，他看见摞在一边的工作笔记、档案摘抄、采访记录和一些材料。唐不屈想看一下胡康民生前给他父亲写的材料，但是胡家人翻遍了书桌并没有找到有关唐虚谷的材料。

这时胡康民的妻子说：“老胡以前说过唐虚谷的历史档案属于级别高的，只准看，不准复印，更不能抄录。”唐不屈极度失望，为父亲写的材料也暂时放下了。

四、

1987年的春天，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启动了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为牺牲的英烈塑像。等塑像完成之后，唐不屈去陵园观看，见雕塑中只有母亲张静芳的塑像，没有父亲唐虚谷的。

唐不屈浑身颤抖，于是，他就把前些年党史调查组调查的一些资料提供给歌乐山烈士陵园，要求为父亲塑像。

但陵园的负责人告诉他，英烈塑像是经组织部门审核的，他父亲唐虚谷的历史问题不太清楚，所以组织部门没有通过。唐不屈有些愤慨，决定继续把父亲的历史功绩写出来，还父亲一个清白。

这时的唐不屈已临近退休，但他每天坚持在电脑旁写作，有时候遇到不解的问题，他还要带着稿子去重庆向党史研究所的同志询问，听取他们的修改意见。

这样，春夏秋冬，他每年都要来一次重庆，每次都带来新的修改稿意见，这样反反复复，前后又过了七八年。在这期间，他走遍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文字材料和知情人。整天满脑子里都是有关父母的儿时记忆，而他的文稿也来越长，所载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篇目也在陆续增加，不光有父母，还有和父亲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革命者。

此时，唐不屈早已过花甲，他的文稿篇幅已经超过了50万字，其中仅记述他父亲的故事就有9万余字，看过他文稿的人，无不为他坚强的毅力所动容。

这时，唐不屈的书稿已经完成，当他把书稿交给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歌乐山烈士陵园负责人手里时，得不到他们肯定性的答复；于是他又把书稿送到重庆出版社，也被客气地退稿。

后来他知道了原因，主要是唐不屈在文稿中大量描写父亲革命斗争的故事，却不能回答他父亲是烈士还是叛徒的实证。而这恰恰就是要害之处，关键的问题无法说明，谁也不敢将其出版。

唐不屈大失所望，于是找到渠县县委领导同志，在其帮助下，决定以内部资料印刷书稿。税费由政府承担。这样唐不屈的书稿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唐不屈非常高兴，就将这些书分送给相关单位及老同志，他满心希望能换来他们的认知。可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唐虚谷被捕后的表现依然是一团迷雾。

这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看到书稿后，就与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渠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共同开始收集、研究唐虚谷的历史材料，努力寻找历史依据，期待有个正面的结果。但是在谜底尚未揭晓之前，他们必须严格遵守纪律、谨言慎行。

五、

转眼到了2009年，整整60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了，一些历史档案逐渐放宽了限制。

初春的一天，重庆党史部门档案员在查阅文革前的档案时，竟意外地找到了一袋唐虚谷的材料。

这里面是1966年形成的材料，是由一位曾与唐虚谷在渣滓洞坐牢的老同志一封信引发的。

这位老同志叫胡春浦，当时任宁夏区党委统战部部长。1966年2月23日，他在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写道：“昨天接到在重庆工作的一位同志来信，唐虚谷同志1949年被敌人杀害，但烈士名单中没有他，陈列馆也没有他的事迹介绍。我看了心情非常沉重，整夜没有入睡。所以向中央组织部写这封信。”

他要求“像对待合作的同志那样，对死去的人历史彻底审查，作出结论”。

文件袋里还有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报四川省委组织部并转中组部的复函。

胡春浦反映这个情况，中组部很重视，就责成四川省委组织部转重庆市委组织部，要求查清唐虚古被捕后的情况，并尽快反馈。

重庆市委组织部接到文件后，就把唐虚谷的问题拉到了1955年的档案上：

当年，重庆有关方面专门调查1949年中共地下党举办的《挺进报》被破坏事件，在叛徒冉益智的口供笔录中发现一段话：“唐虚谷被捕后曾供出南岸工委名单。”

这就是说当年的军管会并没有走极端，也许他们认为仅有徐远举和冉益智的交代而无相关材料佐证，依据不足，因而只存疑，不定性。

当年因为冉益智已被执行枪决，而徐远举被押到北京功德林监狱病死，因为无法证明唐虚谷的清白。这样唐虚谷因身份存疑就被从烈士名单中划掉了。

胡春浦写信时，唐虚谷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挂了11年。当时由于在文革期间，这件事也不了了之。档案员发现这份文件后，立即将其交给了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会后，各地及党组织普遍提高了对党是工作的关怀程度，不断给力。大环境为清理唐虚谷的历史问题创造了条件。

重庆市委党研室开始组织专门力量调查唐虚谷历史一案。经过一系列严格、复杂程序，调查组从敌伪档案中找出了冉益智在建国初期的亲笔交代材料。

交代材料有好几份，但其中都没有1955年出现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函件的那句话：“唐虚谷曾供出南岸工委名单。”

这就说明，这句话是冉益智在提审时说的。但问题又来了：冉益智为什么要这样说，依据何在？

材料显示，唐虚谷在单独关押期间，与冉益智有过一次接触。当时，冉益智是奉徐远举之命同唐虚谷谈话的，目的是劝降他。这份交代的材料是：“有一天徐远举突然喊我到他办公室去，对我说：“你去和唐虚谷谈一谈，让他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唐虚谷就在对面屋里，我把徐远举的话重复说了，唐的回答是：“我没有能力，一切都瞒不了你。我老婆她没什么，你想法把她放了吧！我愿做老百姓不再过问政治”。

面对这一段55年前的历史记录，当时调查组没有追问和甄别。但可以说明唐虚谷并没有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因为自从唐虚谷被捕后，他所领导的云阳和石柱地下党组织没有一个遭到破坏，其党员一个也没被捕。当时川东南岸工委副书记秦禄廷 也安然无恙。解放后还做过石柱县的县长。因此调查组一致认为：当时徐远举是想通过唐虚谷劝降秦禄廷，但深陷囹圄的唐虚谷自始至终也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接受叛徒的诱惑，他坚守了共产党员的原则底线。

重庆市委党研室在听取调查组汇报后，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唐旭谷理应是革命英烈。

2010年7月，市委组织部召开相关部门会议，集体研究做出结论：唐虚谷被捕后经受酷刑，抵制诱惑，在狱中坚持斗争，最后英勇牺牲，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并批准在歌乐山烈士陵园补塑唐虚谷雕像。